问题的提出

“单位制”解体之后，“三社联动”既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产物，亦是理论层面构建的理想类型。自“三社联动”一词诞生伊始上海市民政部门在2004年率先提出“三社互动”，经过多年试点，为了突出社区治理中“三社”之间的协作与整合，“三社互动”最终表述为官方正式文件中的“三社联动”。，我国各地对“三社联动”进行了积极探索，南京以街居体制改革为抓手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2013）；广州建设“135”“三社联动”模式（2012）；上海致力于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北京的特色是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使“三社联动”动起来（2013）；浙江嘉兴则通过组织、制度、监督构建“三社联动”新机制（2014）；苏州市姑苏区探索“政社互动”和“三社联动”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2013）。

相对于实践层面的探索，理论界研究相对滞后，且充满争议。争议主要围绕着“三社联动”的内涵、联动机制、治理困境及治理模式展开。学术界对“三社联动”的内涵争论不休，社区是一种“场域”（叶南客、陈金城，2010：75～80+87；肖唐镖、谢菁，2017：40～51）抑或一种“主体”？（王思斌，2015：47～52；顾东辉，2016：104～110）社工是指“专业社会工作”（谭琪、石兵营，2017：61～68）还是“社会工作”效果？（顾东辉，2009）社会组织是特指社工机构“类型”的组织（徐永祥、曹国慧，2016：54～62），还是偏向于泛社会“性质”的各种组织？（韩冬雪、李浩，2017：35～41）

关于“三社联动”机制的争论聚焦于作为基层政府的“准代表”的居委会是否应处于主导地。学术界有两种相反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