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生产主义福利体制论的理由

1990年代中期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福利体制的改变之前，曾经有很多术语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特有的福利供给体制的特征。例如，“儒教福利国家（Confucian welfare state）”（Jones，1993）、“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混合型”（埃斯平-安德森，1997）、“日本型福利国家（Japan-focused welfare states）”（Goodman and Peng，1996）等等。Ian Holliday（2000）提倡的“生产主义福利资本主义（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以下简称PWC）也是其中之一。

尽管各国的程度有所不同，1997～1998年震撼整个亚洲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亚洲各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而且对福利体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Marshall and Butzbach，2003）。这种变化促使东亚社会福利研究者们重新考虑以往的东亚社会福利体制视角。例如，Kwon（2005a，19）在最近的论文中称韩国从“排斥型”的发展主义福利国家（the exclusive type of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转变为“融合型”（inclusive）的发展主义福利国家。

在经历经济危机的亚洲各国之中，韩国改革和扩充国家福利的经验是最引人深思的（Ramesh，2003；Lee，H.，2004）。经济危机之后的韩国福利改革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应（Mishra et al.，2004；Kim，Y.，ed.，2002）。有些学者评价韩国福利改革显然是向西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