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经济将从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快速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社会发展也将从急剧变动状态转入营造生活的常态中。在转型时期以及转型之后的发展阶段，社会政策需要重新思考与经济结构对称态发展相适应的政策目标和价值设计，其中，如何解决在生活结构中出现的大量“生活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我国社会政策的再度崛起，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展开的，所以，社会政策的主要价值目标被定位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这就使社会政策自身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性和政治性特征。经济性和政治性特征，虽然是社会政策的基本属性，但是，只有经济和政治的视角是不完善的，在社会政策的视野中还需要有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生活”和“生活者”的空间。

在2012年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上，156个国家中中国排名112位。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两项排名之间的落差当中，可以看到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使国民感受到更多的生活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落差现象显现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失衡，也显现出社会政策在解决生活性问题上经验不足、力度不够。毫无疑问，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功能之一，但经济增长的主要目的是让国民生活得更好，让国民安居乐业，只有安居乐业，国民才会有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社会才能和谐。虽然，我们的社会政策把安居乐业、社会和谐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但由于缺乏从“生活问题”“生活结构”的视角去寻找国民对生活的需求，调整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以，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政策绩效。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生活性问题的比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