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跟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样，香港和澳门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结构急速改变，人民开始面对经济困境。由于过去未能有效应对经济结构重组的后果，社会积累了“深层次矛盾”，迫使两地政府在近年不得不着力推出“新政”解决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两地政府都相信可以利用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当时人民主要是自食其力而非依靠政府解决生活问题。但随着失业和贫穷问题日益加剧，这种重经济发展而轻社会保障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开始遭受质疑——面对人口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急速改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是否仍然能有效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福利期望。此外，回归后的政治变化也影响了福利政策的制定，如“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的理念令人民对政府管治和生活水平的期望有所提高。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相继影响下，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开始改革其社会福利策略。在经历由经济增长不稳定，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扩大所引致的合法性危机之后，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意识到若无法满足人们的社会发展要求和福利需求，它们同样将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因而两者开始着手社会政策的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现实。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检视两个特区政府所面临的社会发展挑战，尤其关注它们在面临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快速变化时如何改革既有社会政策，文章还进一步讨论在这个过程中“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特质是否发生了改变。

危机四伏的“生产型福利资本主义”：追求“利贫增长”方式？

在后亚洲金融危机时代，Holliday（2000）提出“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概念，但随着环境的变化，这一概念所依赖的基础包括快速的经济增长、年轻化的人口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