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的理论探索源自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其重点在于展望未来25年志愿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的形成与发展，目的在于讨论“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福利模式”（state-centred historical model of welfare）如何因国家失灵、市场失灵而产生诸种问题，同时也描述福利多元具备一种更能鼓励民众参与及确保社会正义的模式（Evers，Adalbert and Svetlik，Ivan eds.，1993：9），以及对于福利国家弱化个人社会责任的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强调国家的集体统治，但是真正约制与提供服务的重要角色却是群居的村庄及其相关组织，例如周朝时即有“乡规民约”的概念，先秦已有“社邑”的民间组织，清末出现锄社、青苗会等社区组织（潘屹，2009：42～43）。因此，探讨社区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发展与角色变迁已经成为研究福利政策的重要基础。

台湾从1968年颁行《社区发展工作纲要》以来，社区发展工作的推动已经超过40年。但是，90年代之后可说是发展最快速的阶段，大致有六个政策值得注意：第一为1991年5月1日由“内政部”颁布《社区发展工作纲要》之后的台湾社区发展组织的变革；第二为1994年之后，“文建会”所主导的社区总体营造，从地方文化馆到文化产业工作的推动；第三为1999年“9·21”大地震及其后的灾区重建工作；第四则是2002年“行政院”提出《挑战2008新国家发展重点计划》，并将“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提列为十项重点计划之一，以至于2004年《社区营造条例草案》经“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