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外来人口（流入地的角度）和外出人口（流出地的角度）都包含在流动人口的定义内。由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分析可知，现行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进行定居面临较大的定居成本、受到隐性的定居限制，人口流动呈现“流动就业”的特征。在流入地租房居住，而在其流出地拥有住房成为外出工作期间的一种过渡性住房模式。大部分的流动人口终将返回其流出地进行定居，因此本章站在流出地的角度对家庭的住房需求进行讨论。

外出人口在外工作时与其户籍地家庭保持密切联系，汇款成为其重要的经济纽带。本章借助“新迁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外出人口及其家庭在流出地的住房需求加以分析。在新迁移经济学的视角下，迁移行为是家庭层面最优决策的一个结果，家庭中迁移人员与非迁移人员在一个“隐含的契约安排”（Implicit Contractual Arrangement）下收益共享、成本共担，而“家庭汇款”是非迁移人员从迁移人员处得到的一项重要支持。正是对家庭以及汇款的强调，新迁移经济学是一个对中国流动人口进行分析的合适工具。

文献回顾

（一）新迁移经济学

在人口迁移的动因中，收入因素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Lewis（1954）的两部门经济中，非资本主义部门（比如农业部门或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边际产品价值为零，而资本主义部门（比如工业部门或城市地区）的工资水平要高于非资本主义部门，两部门间的工资差距成为劳动力从非资本主义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持续迁移的动因。非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假设遭到一些学者的怀疑，Ranis和Fei（1961）以及Jorgenson（1966）在新古典框架下对Lewis（1954）的两部门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