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现代性（European modernity）开始，整个世界经历了欧洲领土扩张与亚洲和非洲农村社区固有发展（proper dynamics）之间的跨文化不对称。这些社会自食其力，努力维持着其高度均衡的发展轨道的可持续性。在这一长期进程中，它们发展了以谷物为基础的农业，在潮湿富饶的土地上种植了稻田，最重要的是创造了生产系统、机构和治理形式之间相互对应的传统。

如果人们要讨论中国模式，那就一定要探讨其历史发展轨迹的独创性和它在减贫方面经验的灵感源泉。

孔子Confucius（551-479 av. JC）-Livre des sentences.认为，在太平盛世，贫穷是一种耻辱，他呼应了“天命”（heavenly mandate）的理念，天命召唤中国的君主来维持自然和社会的平衡。

中国的整个历史是一场英勇斗争，这场斗争旨在恢复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

因此，在公共领域一直存在着一种关切和决心，即解决和减轻贫困，以作为仁政的象征。

世界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受亚洲季风影响的地区。人们聚居在山谷和三角洲，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这一人口集中的地区仅是非洲大陆面积的1/5，而非洲平均农村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50人Yves Lacoste in Hérodote，Géopolitiques en Asie des Moussons 2eme Trimestre 1988，no.49/70F.。

这种不对称性是一个关键，需要对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减贫进行历史交叉研究。

历史遗留问题

在亚洲，几千年来，政府当局进行中央集权。其他农村或城市力量共同维护权威、共同治理国家机构，但往往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