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参与式治理概念被首次提出以来，参与式治理的适应性已显著增强。它现在正在社会和生态环境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影响了政治和经济学科的研究。参与式治理通常被视为通过促进公民赋权和增强公民对公共部门问责项目，直接让利益攸关方参与治理的战略。因此，参与性治理也被称为“人民伙伴关系”或“桥梁伙伴关系”。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创造了“共同生产”一词，将参与式治理描述为“将不属于同一组织的个人的投入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Ostrom，E.，1996，p.1073）。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客户（或公民）将他们的投入（例如时间、知识、劳动力等）提供到生产过程中，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发展中国家的证据表明，在小学教育、城市基础设施和税收仲裁等部门，通过共同生产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的效果比在没有受影响社区参与的情况下，由政府单独提供投入要好（Watson，G.，1995；Ostrom，E.，1996；Silvestre，H.，et al.，2016）。具体来说，在官僚主义根深蒂固的经济体中（例如，稀缺的人力、有限的预算、官僚主义的惰性和党派政治等），政府对“客户”的反应能力的提高可以改善公共机构的能力。

在菲律宾，参与式治理已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度化。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研究了参与式治理是如何应用于高度城市化城市的公共住房供应的。第二节概述了菲律宾参与式治理的制度化。第三节介绍了通过设立地方住房委员会参与住房管理的情况。本文还特别研究了马尼拉地区住房委员会的动态。

菲律宾参与式治理概述

1987年，随着菲律宾政治制度的改变，该国发展参与式治理的法律基础已经确立。1987年的菲律宾《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