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打工潮席卷伏台时，外出打工成为一种受到认可和期待的实现经济目标和锻炼自我的途径，甚至成为社会成员生命中的通过礼仪。这意味着社会成员要获致独立或成人身份，须在城市中度过生命中的一段时间；不外出的村民会被视为懒惰甚至无能，以至于古稀之年者亦时常称：“不出去干吗？在村里待着有什么出息？我年纪大了，如果再年轻几岁我也出去。”而《欢打功》所唱的：“ 此处为古壮字，本书余同。不眉用，悲广东打功”，其汉语意思为“种田没有用，去广东打工（才是出路）”。正是道出当前壮乡不少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务工心态。

可见，整个村落社会的舆论倾向和文化实践都成就着打工文化的建构。打工文化在村落中逐渐形成，并占据重要地位。大多数村民准备外出或已经外出打工，整个村落都在为外出打工做准备。当然，大量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的外出势必会影响原空间社会文化的结构，外出人口作为科技、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也将城市中的新事物带到原空间中，这都导致和促进原空间的不断调整和适应，促成原有村落社会文化的变迁。本章拟从打工文化对原空间社会文化影响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方面进行介绍和阐述，即生计方式、婚姻家庭、公共参与和闲暇生活、村落关系与语言认同。

原空间生计方式的调适与变迁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且富有创造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壮族人民创造了诸多文化成就，如壮族先民开创的稻作文化和本民族特有的“那”（田）文化，成为稻作农业文化的最早缔造者之一。永州壮族聚居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辖于那马县。“那马”为古地名，承载着悠远的古代稻作文明信息。壮族先民把野生稻培育为栽培稻，并称水田为“那”。“那”的先民是以生产稻米维系生存的民族，是创造“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