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提出：村落治理规则之问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类社会从起源开始就一直在孕育着各种各样的规则，任何一个群体或一种人类行为都需要特定的规则来规范秩序。吉登斯认为：“规则是行为的规范和表意性符码，是在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以一般化的程序。”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第85页。治理作为人类公共行为，也依赖有效的规则。规则是治理的基础和条件，规则的有效性决定治理的有效性程度。在“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传统时期，乡村社会依靠自我治理，规则与自治有着天然联系，规则是自治有效运转的秩序保障。白雪娇：《规则自觉：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制度基础》，《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那么，中国乡村社会在自治实践上，自治依靠什么规则呢？这种规则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关于传统乡村社会“依何而治”（治理规则）的问题，不是一个新话题，国内外学者早有研究且有众多研究结论。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1）礼俗治理。传统乡村是一个“礼治社会”，即依靠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礼”而治，并非由法所统治的社会，维持“礼”的是“传统”。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8～53页。韦伯认为，中国村庄是一个没有朝廷官员的自治居民点，乡民不必依靠强力性的外来王法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他们通过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礼俗来调整公共生活中发生的冲突，维护乡村共同体内部的秩序。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第110页。费正清也认为，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