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富有小农传统的农业大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中国仍有6.7亿人居住在农村（国家统计局，2010）。“人均不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户分散经营格局（贺雪峰，2011：30），与以信息化、网络化、机械化和规模化为手段的现代农业要求，难以匹配，矛盾很大。因此，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趋势。关于如何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学术界形成两大派别（胡新艳等，2016：93）。一种是“土地规模经营论”，主张通过土地流转，改变中国土地分散化、细碎化经营的格局。中央在政策上一直支持土地流转，早在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曾明确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土地流转被作为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方式加以鼓励推行。但这种以土地租赁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土地流转没有改变中国小规模经营的现状，另一方面租地的规模经营主体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负面经济效应（孔祥智、穆娜娜，2018：1）。中国土地流转比例已经达到阶段性高点，由此对规模经营形成“触顶效应”（魏后凯、刘同山，2017：84）。一家一户的小农户生产，可能会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历史现象，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掉（陈锡文，2017）。另一种是“服务规模经营论”，主张通过农户经营权的产权细分及分工交易，一方面形成外包主体规模化的服务供给（刘守英，2015：3），另一方面将农户卷入社会化分工并使其分享分工经济（罗必良，2017：2）。2017年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