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具体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新时代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凸显培育乡风文明、弘扬时代新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部署强调，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在“三治”体系中，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从社会治理的实践来看，以基层德治强化乡村治理，协同于自治和法治，正是着眼我国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有利于促进广大乡村走向“乡风文明”、实现“治理有效”，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与人为善”“仁者爱人”“德不孤，必有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契合、相吻合，习总书记指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古代乡村地区的社会治理、文化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批有文化、有实力、有资源的乡贤的存在。传统乡贤文化中蕴含的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等属性，用乡情、乡风、乡约教化乡民、泽被乡里的做法，仍值得今天振兴乡村、发展乡村所借鉴，依然有其现实价值。

“乡贤”即乡里贤能，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种产物，每个地方、每片区域都有本土的乡贤资源，担当着治理乡村、风习教化、管理公共事务的重任，填补着乡村公共治理空间的空白。放眼当前，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再宽泛一点说，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以称作“新乡贤”。他们可以利用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本土威望，引导舆论、凝聚人心、端正风气，实现基层治理的和谐发展；或凭借自身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和资源，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新技能，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理念发展

（一）理论原点

追溯起源，乡贤文化始终扎根于广大乡村的母土文化之中，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被视为涵育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地位不可小觑，作用不可替代。

首先，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立足点。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层面上的综合性战略，追求的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在“二十字”总要求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先决条件。“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指明了方向，为乡村由“管理民主”向“治理有效”升级找到了路径。需要正视的是，当前乡村治理体系存在一些亟待深化完善的问题，主要有：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不完善，缺乏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各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难以短时间消除，影响着乡村的和谐稳定；等等。长此以往，农村这块短板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短，也将影响到乡村的整体振兴，进而将在一定程度上“拖”现代化建设的“后腿”。“振兴者”们势必要直面艰巨任务，在乡村治理中找短板、补不足，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次，乡村德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支撑点。“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意义深远，这“三治合一”“多元共治”的体系，旨在实现以自治为核心、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引领的差异化治理。其中，德治以伦理道德规范为准则，是社会舆论与自觉修养相结合的“软治理”。无论是法治还是自治，都要通过德治来体现和引导，才能有效破解在乡村治理中法律手段太硬、说服教育太软、行政措施太难等长期存在的难题。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指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节来规范行为，以此培树社会的知耻之心和规矩之行。在我国，乡村是人情社会、熟人社会，维系着道德规范和民风习俗，善加利用引导便可形成与自治、法治相辅相成的德治。长期以来，德治多见于我国基层治理，可资借鉴的“无讼”，便是依靠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对人形成规范作用。因此，可以把基层德治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抓手，传播真善美、激发正能量，引向“乡风文明”，走向“治理有效”。

最后，乡贤文化是乡村德治的重要切入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振兴离不开资源的投入，也离不开要素的集聚；同理，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才的担当，乡贤文化回归正当其时。所谓“乡贤”，即本乡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贤人。由此而来的“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区的具有当地精神文化标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呈现独特的地域性、人文性、亲善性。特别是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其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泽被乡里，对于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大有裨益。显而易见，乡贤的影响不是来自行政力，而是来自感染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二）实践困境

乡村作为传统道德积淀的深厚土壤，虽说长期在坚守，但也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这是强化新时期乡村德治的形势所需，也是构建新乡贤文化的实践所向。

一是市场化的变革给乡村德治带来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带动农村与城市同步共振，乡村地区的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在“三农”体系深刻变革中，不得不随之调整。市场经济本身自带的趋利性，在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同时，也使得农民的日常生产活动更加市场化、商品化，促使农村道德水平出现分化。部分农民的人生价值取向产生偏离，利益观念和功利意识有所倾向，个人主义思想“占据”着社会责任感“上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显现，产生了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等负面效应。许多乡村的“沦陷”，不仅仅表现在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恶化，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和生存价值的消失。以功利取向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对农村道德文明风尚提出了很大程度的挑战。

二是城镇化的转型让乡村德治加大难度。在社会道德领域，人伦常理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价值观念而存在，尤其是传统的中国农村有着浓厚的血亲血缘观念，农民具备强烈的伦理意识，这让“伦理本位”的乡村状态由来已久。但伴随城镇化的大趋势、大背景，农村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出现了大量“空心村”，乡村现状堪忧，凋敝、失根现象日趋严重，乡风悄然发生变化。其同步产生的“三留守”家庭，只有老人、妇女、儿童，这算得上是缺员的、残破的。家庭成员长期不在一起居住，血亲血缘出现“断档”，成员间的维系把控出现“真空”，良好的伦理道德在彼此间得不到“无缝”传承，家庭自律逐渐减弱。因此在乡村人群净流失的背景下，其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精神面貌在这个变迁中发生诸多变化并持续变化，进而导致伦理道德的约束减弱，愚昧与文明相互“冲刷”。

三是现代化的进程使乡村德治更加多元。在解构主义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农村的传统价值观念同新时期的价值理念相互碰撞。特别是社会工业化和互联网时代，重构了长期以来的农耕文明，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生产方式和联结方式，带动了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身处其中的农民不自觉地产生认同危机，进而影响着农民心态与人格的形成。与之相伴，各种思维观念、道德评价“名目繁多”，农民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在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原本的道德规则向边缘化和碎片化方向发展，乡村文明道德风尚自然出现各种差异，显示多样状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逐步由相对封闭的静态转型到流动加剧的动态，农业生产方式日益变革、农村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农民思想观念日益多元，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不断变化的要求。

（三）发展趋势

提炼乡贤文化的品质内涵，就是要传颂好古贤，汇聚好今贤，培育好新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挖掘更多的新乡贤，让他们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中，这对于“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及实现乡村的“善治”意义重大。

首先，从政策导向来看。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中央领导也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提到，建设新农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早在2014年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强调，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新乡贤文化”这个名词，首次出现于2016年全国“两会”讨论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并解释“新乡贤文化的核心是文明的进步，是一种凝聚力”；该纲要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章节中提出“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概念于2017年底在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得以定义。从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也可见一斑，文件鼓励发挥离退休干部的优势，随之湖南、湖北等地不少退休官员成为“新乡贤”。

其次，从探索经验来看。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积极继承和弘扬本地优秀乡贤文化，创建新乡贤文化，助推当地的各项建设。2015年中宣部在浙江召开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交流会，指出乡贤文化植根乡土、贴近性强，蕴含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光明日报》推出“新乡贤·新农村”系列报道，挖掘“新乡贤”和“乡贤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人物故事和经验做法，给出了重要启示。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是创建工作起步较早的地区，整个创建工作的成果呈现系统化、规模化。作为中国乡贤之乡，上虞不断发展适应时代精神需求的新乡贤文化，成立乡贤研究会，并先后推出了乡贤文化广场、乡贤馆建设和新乡贤培育“青蓝工程”等一系列举措，有力推动乡贤文化由研究挖掘向培育传承深化。安徽省宿松县大力倡导乡贤文化，印发《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的实施意见》，着力培养造就乡土文化人才。

最后，从落实举措来看。当前正值乡村振兴战略起步阶段，顶层设计已然敲定，基层探索正在跟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做出“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重要部署；安徽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目标，2018年初召开“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动员大会。合肥市启动“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系列活动，发布了《合肥市移风易俗八项行动标准》。肥东县启动“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活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特别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把弘扬时代新风摆在突出位置，主动作为、创新施为，创设农村宣传新阵地，因地制宜地建立“乡贤馆”、成立“乡贤会”，着力打造“新乡贤文化”，赋予农村基层治理新视角、新思路。当前，就是要认清、摸准基层德治的内在逻辑和乡贤文化的潜在特质，有效涵育、合理运用，充分激发新乡贤文化在教化乡民、反哺乡里、涵养乡风方面的“德育”功能，在新时代下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肥东县打造“新乡贤文化”的实践成效

（一）特色做法

作为新尝试、新探索，肥东县各地纷纷“试水”，着力打造新乡贤文化，以“乡贤馆”为平台，以“乡贤会”为依托，创新基层德治、培育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立足于“评”。肥东县突出群众评、评群众，广泛征求评选意见，形成“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为人正派、处事公正、群众公认”20个字的遴选标准，并听取各方建议推选，注重把“有威望、能带头、起作用”的榜样人物、先进人物、精英人物选树出来。从时空分布来看，囊括了古代乡贤、红色乡贤、现代乡贤各阶段。现代乡贤人物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还乡官员、推陈出新的科技人才，又有反哺桑梓的企业家、发家致富的带头人，还有结合“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评选活动而广泛挖掘的草根群体、民间力量，有一心为民的老党员老干部，有扶危济困的热心人好心人。在解决“乡贤何在”难题的基础上，整合全县资源，编撰形成肥东的《历代人物》《现代人物》《当代人物》乡贤系列丛书，《优秀家风家训集锦》乡贤文化书籍以及《天南地北肥东人》大型电视纪录片。石塘镇四合村以“革命英烈”、“科苑精英”、“故乡赤子”、“杏坛师表”、“乡贤名流”和“十星好人”为类别，评选出本村范围的27位英烈和36位新乡贤，典型鲜明、清晰明了。

二是着眼于“展”。源于但不囿于初始的乡贤评选，肥东县注重对乡贤的展示宣传，让模范选树工作“长期奏效”。实践中，以“乡贤馆”为概念模式，开发室内场地、开辟德育阵地、开放实体展馆，系统有序地罗列乡贤人物，集中展示其嘉言懿行、成就贡献。众兴乡因地制宜，有效利用闲置资源，将乡贤馆布展于乡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达120平方米，布展面积近300平方米，按序设置了“淮军将领抵御侵略”“革命火种最早点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越战争自卫还击”“市场经济最初萌芽”“人文荟萃道德高地”“众兴精神熠熠生辉”共7个主题板块，精心展现各个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共38名。特别是运用了“声、光、电”现代科技，融入“视屏+音频”手段，以播放屏提升视觉冲击，以触摸屏提升互动体验，图文并茂、声情并茂，让乡贤文化变得可视可触可摸（见表1）。长临河镇四顶社区乡贤馆，以“印象四顶”为主题，划分村史民情、乡贤人文、美丽四顶、乡村振兴、红土清风五个部分，通过过去老照片和如今新景象的展示对比，全面阐述四顶社区在乡风习俗、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表1 众兴乡贤馆来访情况

三是致力于“用”。作为先进典型，乡贤资源既追求“选得出”，也讲究“用得好”。肥东县再延伸、再深化，充分发挥乡贤在“修身、立业、齐家”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四合村为例，依托新乡贤的威信力和影响力，组建“乡贤会”，制定出《村规民约》“三字经”，评选出《示范家训》“二十例”，引导村民闲暇之余“学思践悟”，引领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值得一提的是，四合村以“乡贤会”为主体，组建了村民自治体系“四厅四会”，即百姓说事厅、便民办事厅、普法明事厅、阳光监事厅以及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事会、调解和事会。其中的便民办事厅采用“村企一体”为民服务模式，将全程代理服务网络和邮政服务网络进行“并网”，提档升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红白理事会系全县首个发起成立的，重在引导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倡导“喜事廉办、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并推出“包公家宴”简餐菜谱，党员干部带头做起，厉行勤俭节约，“大操大办”之风得以有效遏制。

（二）主要成效

肥东县以“乡贤馆+乡贤会”模式为突破，坚持价值引领、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原则，以发挥模范效应、释放道德张力为理念，深化“软约束”“软治理”，已然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尤其是文化振兴的特色品牌，受到广大群众以及各领域社会人士的推崇和认可。

其一，实现了“精神高地”和“文化标识”有机结合。放眼更高站位，肥东各地在谋划实施过程中，着眼乡、村两级，以“乡贤馆”为突破点，构筑了精神“新高地”、树立了文化“新地标”。目前已建成的有众兴乡贤馆（乡镇级），以及石塘镇四合村、长临河镇四顶社区（村社级）。作为一种实体平台，乡贤馆展示人物、讲述事迹，从功能上看，既是道德礼堂，又是文化展厅，既是名人馆，也是文化馆。比如，众兴乡的乡贤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出“爱国、忠诚、团结、向上”，作为新时期的众兴精神，在地域认同上“画出最大同心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维系乡情、乡恋、乡愁；同时，结合乡情沿革、资源禀赋，全面展示众兴的人文历史和社会发展，促使“淮军摇篮”“花样小乡”“天然氧吧”“生态众兴”区域文化品牌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进而助推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公益事业进步、区域文化繁荣。

其二，实现了“乡村自治”和“乡村法治”有效融入。乡贤作为先进典型，其示范引领作用不言而喻。基于此，肥东县推动“新乡贤”群体从“室内”走向“室外”，从“静态”变为“动态”，投身于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公共事务中，引导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基层自治方面，村级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不断健全、充满活力，以村民小组（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启动实施，村级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全县铺开；在基层法治方面，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四合村原本基础设施落后、集体经济负债，“民声一片怨”，是有名的“空壳村”“后进村”。四年来，通过建立“乡贤馆”、成立“乡贤会”，“四厅四会”发挥功能，“党建+乡贤”模式卓有成效，实现了“大变样”，全村上下如今是党风正、清风扬、家风树、民风淳，并成功入选合肥市“廉政文化进农村示范点”。长临河镇四顶社区也“全面开花”，各项工作均走在全县前列，近三年便获得国家级荣誉1项以及省级荣誉5项、市级荣誉6项。

其三，实现了“以德育人”和“以文化人”有力彰显。新乡贤文化以“知贤、颂贤、学贤”有效引导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使“仁义礼智信”回归民众共识，更多“新乡贤”得以涌现，更多正能量得以凝聚。肥东县以乡贤之名，评选了先进，选树了典型，“身边人、身边事”让群众易懂易记、对标对表、入脑入心。全县已当选市级以上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共82人，其中有3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9人入选“中国好人”，新乡贤文化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动力。乡、村两级“乡贤馆”扎根乡村本土，建立起“敬”和“畏”的道德体系，融入德孝文化、桑梓文化等文化内涵。“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