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区域经济的迅速崛起，跨域公共事务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具有刚性约束的传统行政区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现实需求，区域公共问题尤其是区域性、流域性污染事件便开始在我国各地繁衍开来。纵观国内跨域污染治理个案，无论是松花江水污染还是太湖蓝藻事件，抑或“锰三角”事件，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一旦需要各相邻地区通过合作治理环境或污染问题时，就会陷入一种“跨域治理困境”。虽然上级政府高度重视，毗邻各省区也在“积极”执行，污染治理资金相当充足，相关污染防治技术也很先进，但最终的治理成效都不太乐观，这说明污染的治理在观念、政策、资金、技术的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各方主体因为行政区的划分陷入了类似“囚徒困境”的情境中，而省区交界地带的跨域治理则属于准公共物品，缺乏多元参与的单方面治理以及一维的公共行政机制与模式显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就变得理所当然，而出于趋利动机。此种情况下，除政府外似乎没有任何市场主体愿意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市场失灵也在所难免，在“有形”与“无形”之手均丧失作用的前提下，跨界的区域性公共问题层出不穷，愈发严重。而从2005年左右掀起并持续至今的一场针对震惊中外的湘渝黔“锰三角”污染事件的跨域污染治理风暴似乎为我们破解上述跨域治理困局提供了良好的现实范本。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和规范的制度分析，希望从本质上发掘出“锰三角”跨域治理模式的内涵和制度性特征，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勾绘出一个成功有效的跨域治理系统应该具备的制度结构和逻辑要件。

“锰三角”跨域环境污染事件的缘起与发展

（一）“锰三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