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是人类基本需求之一，是个体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原始的功能来讲，住房为人的生存提供了抵挡恶劣气候的容身之所、休息睡眠的栖息之地，并与拥有家庭等其他必要需求的实现（如拥有家庭等）密切相关。联合国1991年《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指出，“适当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无家可归是物质严重匮乏的表现形式，是政府和个人都在努力避免的最恶劣状况，保障人民拥有适当的住房，已经是被普遍接受的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而在工具性作用之外，住房也被赋予了居住者身份、地位象征的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尤为突出。例如，较高收入人群希望通过住房显示他们的地位，这就可能导致住房隔离。好的居住条件与好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密切相关。经合组织一系列研究表明，住房质量差（如缺少基本卫生设施和功能、过度拥挤等）会对个体的基础社交能力造成威胁，如不能请人到家里来。

正所谓安居乐业，扶贫整体搬迁对农民生活最直接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住所的搬迁和居住形式的改变，挪穷窝、换穷业。搬迁前的崔家沟村，农户自建房屋缺乏统一整体规划，水、电、气、暖等基本生活配套设施落后，山高路远，农民购物、就医、孩子上学等都极为不便，人居环境较差。集中规划生活区，是崔家沟村“三区同建”的重要内容，改善居住条件、整治人居环境，让群众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正是扶贫搬迁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考察扶贫搬迁后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状况的重要方面。

以何种标准来评估住房标准，取决于人们对住房的基本要求，而这种要求又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住房功能的要求不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