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造成了人地分离的现实。人地分离要求农地资源重新配置，这对农地细碎化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农地流转的实现不仅要求农民有流转的意愿，还要求农地连片集中流转。本章以上海市“反租倒包”和安徽省繁昌县“虚拟确权”两种制度创新的分析为基础，讨论不同产权结构下两种农地集中流转方式及其经济绩效。

农地流转及其细碎化问题

（一）人地分离与农地流转需求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社会并不存在土地流转的需求。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严格执行人口迁移和流动控制政策，限制农民自由迁徙。除了考学、参军、招工等特殊机会外，农民几乎失去了自由进入城市的机会。在当时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共同使用集体土地，不存在土地流转的需求。改革开放初期，限制自由迁徙的制度逐步取消，但建立在城市福利和保障体系基础上的市民权使得拥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城市资源，进城农民仍然需要依靠土地获得就业和社会保障。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将集体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并限制土地流转，从而形成家家包地、户户务农的局面。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农民只能依靠土地资源获得收入和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的需求不多。

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将公有的土地分给农民使用本身就没有让土地进入产权交易市场的意义，不然，集体所有的土地直接在产权市场挂牌交易就可以了，无须进行土地承包。孟勤国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第53页。分田到户初期，人地分离现象不凸显，农地资源再配置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中，村集体有权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