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产生以来，一直重视社区的研究。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将人们“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定义为社区，社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正式提出社区的概念，但是也在“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层面表达了社区的意义，他们认为人类大致会经历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真实共同体三种共同体形式，真实共同体是可以“人为构建”的，这与当前我们倡导的“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学者认为社区具有“自然”力量，能够自动处理社区内部事务，甚至包括涉及社区的外部事务，因此主张社区从国家力量中“解放”出来，反对国家对社区的压制。从社区的演化趋势来看，这个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但社区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社区是由人组成的，受国家体制、历史文化、社会变迁、人口素质、经济发展、法治传统等许多因素的限制，社区自动平衡、社区自我生长、社区自理、社区自立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和人们的主观想象。在现代化竞争中，中国本身就落伍了，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快现代化步伐，社区发展不能单靠自然演化，需要通过动员资源、组织力量、规范集体行动等，加快推进其现代化，在“自然演化”与“主动作为”之间寻求均衡，因此社区治理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从国家现代化历程看，城乡社区逐渐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甚至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语境中，国家治理包括政党治理、市场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社区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社会治理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