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前中国，医生“收红包”的现象蔚然成风。对这一通常被视作“医疗腐败”的现象，国内现有研究一般采取理性选择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进行分析。持理性选择观点的学者认为，当收红包的收益（经济和精神收益）大于成本（经济和社会损失，如吊销医师执照、职业声望降低等）时，医生就会倾向于收下红包（管怀鎏，2006；徐鹏，2006）。在持结构功能主义观点的学者看来，医生收红包是一种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压低劳动力定价的情况下的收入补偿策略，产生于医疗制度逐渐市场化的变迁过程中（黄毅，2004；黄荣贵等，2014；姚泽麟，2017）。这样的解释事实上无法说明医生“收礼”决定上的差异，因为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逻辑，处于相同制度设计和社会结构中的每一位医生是“必然”会收红包的。但实际情况却是有些医生逢红包必收，有些医生在某些情况下收红包，有些医生坚决拒绝红包。虽然理性选择论似乎能从医生个体层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依旧无法解释为何医生在相同处境下（其成本-收益计算结果相同）会采取不同的收礼决定。

事实上，以上两种视角代表着两种解释人类经济行动的路径：“过度社会化”解释和“低度社会化”解释（Granovetter，1985；Coleman，1988）。这些解释的问题在于，它们都没有关注医生本身是怎么想的，医生的能动性要么被忽略，要么变得空洞无物只剩理性计算。在为什么医生决定与患者进行非正式“交易”“非正式”指这不是一种惯常的、符合正式规范的做法；“交易”在这里泛指所有医患之间的交换，因为并不特指经济交易，所以交易带有引号。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知道医生如何定义自己与患者的关系，医生对这些交易赋予了什么意义，医生如何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