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学者不同，中国学者为“强国富民”而研究农村，并且“富民”、“强国”并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比西方国家比例大得多的农民，明显不能走以农民流离失所为代价换取国家工业化的西方老路。因此希望解剖“中国问题”并走出一条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在80年中，中外学者的农村研究形成三类理论。

第一类研究站在乡村立场去考察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探究城乡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学的传统中，这种首先划分显性或潜在的利益群体，然后讨论利益关系变化的研究视角，最终会得出城乡利益冲突的结论。从早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理论，到近年国外学者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二分法”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学术主流。第二类研究以“现代性”为出发点探究“传统”的乡村，关注市场或现代文化的扩散过程。由于功能决定结构，结论通常是乡村在城市的影响下现代化。因此无论像吴承明那样“自上而下”去考察乡村，还是像施坚雅、黄宗智那样“自下而上”的考察，都显示只要帮助农民去适应市场，使其更具“理性”和“现代性”，乡村就可以现代化。此外还有第三类研究旨在检讨国家政策，无论“剪刀差”理论、“依附”理论都认为，某些阶段的某些国家政策也直接导致乡村落后。第一类研究经常发现外部世界对乡村的掠夺，第二类研究经常发现乡村的愚昧和落后，第三类研究经常发现国家政策的城市偏向。三类学术研究达成共识：由于外部掠夺、内部落后和政策倾斜，因乡村发展被抑制农民陷入困境。学者们因此相信中国有可能依靠乡村“自然的”发展去避免先发达国家牺牲农民的老路。

短短几年的土地改革迅速改变了整个农村的面貌，而长达50年的高速工业化却没有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