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在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造成了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快速变迁。当前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仍留守在户籍地，家庭核心成员的分离打破了传统封闭式家庭的功能模式，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的养老抚幼能力（吴帆，2012）。对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尤其是幼年儿童而言，与父母分散异地使他们家庭环境严重缺损，难以获得足够的日常照料和情感关怀，其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都存在较多隐患。近年来频频曝光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暴露了当前“父母外出、子女留守”人口流动模式的弊端，家庭成员团聚是每个流动人口家庭的基本权利，社会有必要给予保障和支持。

现有研究认为我国的人口流动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最初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季节性短距离流动，随后劳动力逐步脱离农业生产，流动范围扩大，第三、四阶段中流动人口进一步安排子女和父母随迁（段成荣等，2008）。当前我国人口流动逐步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在流入地居留稳定性的增强，家庭中子女随迁已是必然趋势。但不同于劳动力流动，子女随迁机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子女特别是幼年儿童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其是否随迁主要是家庭特别是父母基于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因此，除子女自身特征外，父母条件和家庭环境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子女随迁意味着脱离原生环境的保护，他们在流入地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依赖家庭内部资源，更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比较低，再加上不同地域间公共资源和服务的区隔与限制，流动人口很难获得与流入地本地居民同等的保障与福利待遇。作为家庭的随迁者，儿童在流入地获得的外部支持不足，对家庭的依赖会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