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根据费立鹏等人基于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关于1995～1999年的死亡率数据推算，中国人的自杀死亡率应为23人/10万人，每年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为28.7万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杀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费立鹏，2002）。如果将城乡人口分开推算，农村人口的自杀率要远远高于城市人口的自杀率，二者之比高达3∶1（费立鹏，2004）。如此重大的现实问题，必然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关于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逐步从公共卫生学领域延展到社会学领域，并有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的趋势。社会学领域的农民自杀现象研究承接了迪尔凯姆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将自杀看作一个社会事实，从支配个体行为的社会结构出发展开分析。综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社会学的农民自杀研究聚焦于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可以区分为两种视角：一是静态的研究视角，二是变迁的研究视角。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吴飞，他认为过日子和做人是家庭生活的核心，自杀是由农民在过日子的过程中追求家庭内部的正义所导致的。吴飞的研究聚焦于其调查时的特定时间点，将自杀研究抽离了村庄基础和时空场域，以静止的视角孤立地看待农民的自杀现象，这就必然造成其理论存在内在的缺陷，影响其联系实际的实践解释力，既不能解释农民自杀率变迁的时代特征，也不能解释农民自杀率呈现出来的区域差异特征。

变迁视角下的农民自杀研究，也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理论倾向：代际关系变动说和自杀秩序形成说。代际关系变动说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农村家庭内部的代际权力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从以父子轴为主转变为以夫妻轴为主，中青年农民开始占据家庭权力的优势地位。与权力结构的代际更替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