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进路

2005年在湖北省京山县的一个自然村调研，当我们向村民询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时，居然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这里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这让我们很吃惊。进一步追问，这个自然村最近几年去世的老年人，大部分确实是自杀身亡的。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2008年9月，我们一行30多名师生在京山农村的多个村庄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质性调查。调研所获得的数据表明，京山农村的自杀率至少比费立鹏等根据卫生部相关资料推算的27.1/10万人的农村人口自杀率（Phillips等，2002）高出数倍，老年人自杀率则更高。而且，自杀在当地似乎已经成为老年人的死亡方式。不少老人告诉我们：“我早就将农药准备好了，只等动不得，就会走这条路。”很多中年人毫不讳言地讲“老人喝药是必然要走的路”，并不将老年人自杀当作大事件。事实上，当老年人自杀身亡后，家庭和村庄依然非常平静，与正常死亡几乎没有任何不同。自杀似乎成了老年人的临终出路，且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这一结局，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道德冲击。

目前国内对自杀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展开的，这种研究基本上局限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没有真正进入自杀者的生活世界中。中国的自杀现实表明，我们的自杀研究需要来自社会学传统的支援。我国自杀死亡人口在当今世界自杀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十分惊人，农村人口的自杀死亡率远远高于城市。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自杀者中只有63%的人患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那样超过90%（吴飞，2007）。因此，我们不能像西方自杀学研究那样把自杀与精神疾病紧密相连。为什么中国农村有那么多妇女和老年人自杀，而不像西方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