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劳动者在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流动进行全方位的严格控制，而这一控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而日益削弱。

首先，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转型过程是渐进式的，是按照两个改革战略向前推进的，一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部门中逐步地引入市场机制，使其逐渐转化为市场引导型的经济部门；二是在传统计划体制之外发展新型的市场主导部门，改变过去的部门和企业的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创造更加充分的竞争环境（樊纲，1993）。改革的效应首先体现在不同所有制部门的结构变迁上。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30多年中，不同所有制的部门无论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还是在从业人员的数量分布上，都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这必然会对城市居民的就业和职业流动产生影响。

其次，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中国的劳动制度改革也在一步步推进。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铁饭碗”的固定用工制度、“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被逐步打破，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就业和社会保障新体系。第一，政府确立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机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了政府促进就业的目标责任体系。第二，劳动关系不断调整，《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得以颁布实施，职工工资按市场机制得以调整。第三，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以及其他公共服务制度的改革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总体而言，中国劳动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打破各种制度壁垒，建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问题是，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