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骤然增多。据相关研究统计，1996～2000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县以上党政机关信访部门受理信访总量达3900万件/人次，其中集体访89.5万批次2202万人次，集体访人次比例占来访总量的76.5%。这5年集体访的批次人次分别是1995年10月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以前13年之和的2.06倍和2.75倍，增势迅猛。1995年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信访部门受理信访总量为479万件/人次，而2000年为1024万件/人次，首次突破1000万件，其中集体访24.57万批次564.8万人次，信访总量、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1995年上升了1.13倍、2.8倍和2.6倍，有的联名信有上万人签名。在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中，集体访已经排到第一位。2001年、2002年、2004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分别上升8.7%、2.9%和13.4%。其中，进京集体上访上升势头迅猛，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集体上访的批次和人次同比分别上升41%和44.8%。见张修成《1978年以来中国信访工作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学界对于中国农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也得以展开，并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研究路径：“维权范式”和“治权范式”“维权范式”以李连江、欧博文、于建嵘、应星、吴毅等人的研究为代表。见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