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近年来频频发生、愈演愈烈的农民集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而在先富能人治村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中新网2003年9月20日转发《都市快报》的报道：在浙江全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重庆渝北区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干部中，私有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村干部占了一半以上”，中国似乎进入了富人治村的新时代。见周雨、刘强《“富人”治村新时代》，《商界》2004年第1期。的情况下，关注并反思“富人治村”对基层权力运作及未来基层民主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浙东峨村集体上访事件的深描，呈现一种主要基于社会情绪释放而非群体利益表达的维权式上访，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为什么在由先富能人主政的分化村庄里，贫与富、公与私之间的怨气会通过上访这种方式发泄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峨村集体上访事件场景化的表达，展现出上访本身的实践逻辑，揭示峨村上访事件中的“虚”与“实”，然后，对峨村上访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诱发机制做进一步的分析。

农民上访的故事

（一）峨村概况

峨村位于浙江省F县东郊，距离市区20公里，村域面积3.5平方公里，地形从北到南3.5公里，东西宽1公里，成带状环绕在峨山之下。全村由D、P、Z、T、F共5个自然村组成，共有341户953人，耕地面积930亩，山林面积2310亩。1983年以前，村民以水稻种植为主要产业，由于山脊地薄，稻谷产量偏低，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村里由个别致富能人引入了花卉和苗木种植。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