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一元统摄传统与基层社会自主性的共存

在中国的历史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治理理念形塑着整个社会结构，造就了一个由“己、家、国”不同层次构成的同心圆式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而不是分权制衡。政府的权力因此没有一种对抗的力量而得以不断膨胀，以致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强调的就是皇权的至高无上，没有边界，没有约束和限制。

尽管中国传统帝制的权力之网无所不及，但我们不能否认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区别。中国的皇权就其权力本质而言，社会不存在抗衡它的制度界限；但从权力运行的实际后果来说，由于地理的原因和必要性方面的原因，皇权和政府权力并没有完全渗透到社会，而是存在于社会的边界。由于“天高皇帝远”，村民们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焉”。

因此，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社会主要通过民间文化网络和宗族组织，由地方精英来治理。这种自主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自主进行村落公共事务的管理。村落范围内的道路、沟渠、桥梁、教育、医疗、各种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最典型的就是宗族祭祀活动和节庆庙会），以及秩序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都由村落自己来实现。当然，“水来了要防水灾造堤防，节庆的时候要组织庆典，盗贼来了要防卫。这些工作不能由一个村来完成，必须有跨村跨里组织”。许倬云：《从历史看管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1页。而且这种组织大多是由文化性纽带支撑起来，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特别是乡村秩序的自我维持，往往依靠村落自己制定的村规民约、不容置疑的长老和乡绅权威，以及熟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