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中，我们考察了五年计划的基本内容，不难发现，这一机制是通过将国家意志传递到经济体系内，从而产生介入作用，作用效果集中在精神层面。也就是说，五年计划发挥介入作用的机制和效果，都是活跃于认知领域的。而在实践领域中，同样存在重要的介入机制，将国家强制力传递到经济体系内，形成国家意志在经济活动中的执行力。本章的内容便是讨论这一实践层面的介入机制，它包括一套不断改良的对经济官僚部门的制度设计，和配合这些经济部门发挥作用而采取的政策手段。

发现型国家的建立，必须以发展性共识为前提，必须建议一套规则使国家自主性能向社会经济体系宣告自身意志。而发展型国家的运行，则离不开一个能有效治理经济的政府和一系列适宜的干预政策，它们依靠着强国家能力推进国家意志的实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发改委及其统筹下的众多产业主管部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部门制度设计。它们采取现代经济学中常用的金融工具以及发展型国家流行的产业政策，夹杂着计划经济遗留的管理方式，不仅和发展型国家一样从宏观上引导市场经济发展，还在微观层面上参与经济活动、践行国家意志，两者结合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国家设计的最优方向发展，形成了前文所述的“强汲取—高发展”国家形态。我们将首先了解这些国家机器的一般情况，然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观察中国国家权力如何介入并实现经济高速发展。

第一节 经济管理中的政府部门

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部门

是什么保障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历史的和偶然的因素也许有很多，但一套有效的制度设计是必不可少的。诸多经济学理论都已证实，一个能提供有效产权的强制性组织对经济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道格拉斯·C.诺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