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我们总结了利用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三个结构性要素和两条逻辑分析脉络，接着从国家自主性切入，沿着财政与GDP脉络观察了资源在国家与社会间流动的大致特征，提出并论证了“强汲取—高发展”现象的存在。这是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形态在政治经济关系上表现出的最大特点：依靠强盛的国家能力来干预资源分配，使经济保持高速发展。那么，是什么制度形塑了这样一种特征关系，是什么介入机制使政治经济关系呈现出这样的特征？

在全球经济增长率最快的20个经济体之中，规律性地制订发展计划的国家就有13个之多，比例过半；而当范围缩小到增长率最快的前10名时，这个比例大幅提升，高达80%。胡鞍钢、鄢一龙、吕捷：《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以五年计划转型为例（从“六五”到“十一五”）》，《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东亚发展型国家亦是制订发展计划的典范。从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复苏后，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制订为期五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并按照这个计划为基础来推行经济政策。比如：1958～1962年度（5年）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61～1970年度（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4～1968年度（5年）的中期经济计划，1967～1971年度（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等等。

计划理性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势可见一斑。政治权力介入经济活动的第一步是发布意志，尽管一些行为的发生并不一定伴随着明确的目的和策略，但在一般逻辑意义上，透过制度机制将国家理性上升为法律意志并贯彻于全社会，是政治干预经济的第一步。即便是偶发事件，在政治行为发生之后，往往也会在该系列行为的基础上形成法律法规条例，由此可以看出宣告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