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当一个家庭面临健康冲击时，也会对其经济行为带来负面影响。最为明显的是，负面的健康冲击与家庭用于医疗的现金支出有直接的关联（Smith，1999），同时，也会对收入和消费产生影响。例如，Stephens（2001）发现户主有残疾的家庭，其家庭成员的消费水平会明显降低。Smith（1999）的研究表明，健康冲击使家庭的财富和消费水平都显著下降。Himmelstein等（2005）则发现，美国的个人破产有接近一半是因为遭遇了健康困境。考虑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居民大多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健康保险，可健康冲击仍然会对家庭的消费行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就足以令人担忧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普遍面临着信贷和保险市场的不完善，因此，家庭遭遇健康冲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会更加明显。Dercon和Krishan（2000）发现，在埃塞俄比亚，当家庭遭遇健康冲击时，妇女的消费会下降。针对埃塞俄比亚的另一项研究表明，风险共担机制似乎在平滑食品消费水平方面能起积极的作用，但就非食品消费而言，遭受健康冲击的家庭的消费水平要比其他家庭的平均消费水平低24%。Gertler和Gruber（2000）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即便是有健康保险的印度尼西亚家庭，在遭受健康冲击时也会明显减少消费。

除了观察健康冲击对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外，以前的研究也试图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作用的途径。例如，Gertler和Gruber（2000）发现，健康冲击明显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并进而导致收入减少。Wagstaff和Lindelow（2005）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遭受健康冲击的家庭劳动参与率会降低。家庭层面劳动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