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存在性威胁”和农村居民的“生存性威胁”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和内在的生成机理。一方面，持续出现的威胁大多突破了传统“天灾人祸”的局限，并被深深打上“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等时代烙印；另一方面，新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形式和类型各异的威胁，并使农村社会安全风险按照内在的生成路径发展演化。本章旨在通过对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等的重新考察，揭示在剧烈的社会经济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安全风险生成的内在逻辑与机理，为今后农村社会安全风险治理指明路径。

第一节 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

“社会转型”这里，笔者将“转型”与“社会转型”视为内涵一致的概念，“转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等的变化，而“社会转型”并不仅仅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动，同时还包括政治、经济和价值观等的变化。（Social Transformation）是西方社会学家借用生物学中的“Transformation”一词，用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林默彪：《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例如，法国学者A·图雷纳（Alain Touraina）从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勾勒了20世纪社会转型的基本轮廓：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迅速减弱、个人主义大获全胜和社会断层正在扩大。〔法〕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陈恩译，《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美国学者斯梅尔塞（Neil J.Smelser）进一步指出，世界范围的转型主要包括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革命、民主革命的继续、团结和认同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