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全球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产业工人尤其是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工人往往都被视为底层群体。其工作条件恶劣，工作时间一般为15个小时，收入低下，常被性骚扰，生活空间狭窄，居住在贫民区。然而，这些女工群体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强大推动者，也是建构公共性的重要载体。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成果和红利都不能为这些生产建设者和GDP创造者共同分享，如果不去挖掘这些群体的主体性需求，则公共性的整体性、开放性、主体性等内在属性就更无从谈起。换言之，底层群体在建构公共性的过程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并不被所有的研究者承认。在知识话语体系中，现代化进程中的底层群体往往被二元化为两个极端：一种是被神圣化，被视为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动员的主要力量；另一种是被妖魔化，被视为懒惰、不思进取、具有阿Q精神、没有任何主体性和文化性、主动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群体。韩国女性工人的话语体系也不例外。然而，如果从日常生活视角重新审视底层的真实表述则会发现，作为建构公共性和促进社会发展主体的产业底层工人，其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是一种不被二元对立式的知识权力所侵占的“真实世界”，充满各种主体复杂性和多元性。因此，建构公共性以及挖掘发展动力主体的前提是摆脱一切知识权力和霸权控制的道德偏见，真实挖掘公共性主体群体的主体性以及复杂多元的主体需求。另外，当今韩国学术界“结党”风气严重，按学缘、师缘、地缘结成的各类“学术派别”各占山头、暗自争斗，导致韩国学术界缺乏创新精神，缺乏问题意识，缺乏本土化意识。因此，公共性的日常生活视角也被一些新锐韩国学者视为一种有力的反思工具，反思在韩国已被各种充满“精英意识”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