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增长放缓”与“结构失衡”的双重困境。其中，“增长放缓”来自内需不足所带来的长效机制的缺失，而结构失衡则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恶化，后者又导致了前者的加重。因此，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角度来促进内需的扩大，对于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可能更为有效。以此为逻辑，新型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的前提在于它能够带来与此切实相关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后者对于消费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城镇化的推进是否能够促进农民的增收？因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更为协调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极有可能带来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政金融政策等制度方面的调整，这些由城镇化推进的制度变迁是否为农民增收带来了机遇？以农民增收为话题但又不同于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我们将从制度调整的视角，对城镇化与农民增收的关系进行机理和实证研究。

已有文献对农民增收缓慢的解释及其提升路径做了较多的研究，如薛誉华（2002）从农民文化知识的提高、黄祖辉和钱峰燕（2003）从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以及李长英（2004）从农村直接投资的引进等角度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讨，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实证基础。但对于城镇化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已有的文献则相对较少直接涉及，更多的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等同于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如经典文献中Lewis（1954）认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释放出来，转移到现代城镇工业部门是缩小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差异的关键（Jorgenson，1961；Ranis & Fei，1964；Todaro，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