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考量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诸多领域结构与体制的变革引人瞩目且发人深省。改革开放初确立的以非均衡发展战略为先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助推东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却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日显，从而带动各类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集聚，这从客观上促使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松动，其结果又引致海量人口和劳动力展开了大范围的空间迁移。人口的空间移动促使迁移群体的思想逐步开放，激发了他们对高品质生活环境的向往，并对社会福利、公平与安全感产生了广泛诉求。这些变化促进了相关政策的演进，激励了社会制度的创新。同时，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其他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推动了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在特定区域的集聚，优化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从而有力促进了区域产出的快速增长，进而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人口流迁互促的局面。

上述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典型的“棘轮效应”原理，即伴随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约束的逐步放松，二者逐步显现出正向“棘轮效应”：一方面，经济增长促进了人口迁移的不断演进，导致人口迁移数量、空间分布以及整体劳动生产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和优化；另一方面，人口迁移又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对经济增长不断产生正向刺激。因此，探究二者之间的深层次关系，特别是从空间分异角度审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揭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因，特别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界定（杨云彦，1999；蔡昉，2000、2003、2001；段成荣，2001；王桂新，2005a；许召元，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