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世”时或有之。“治世”也是儒家标榜的一种政治、社会及经济生活状态，同时也是古代中国一类主要以“社会秩序”为指标的政治观与历史观。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若以百姓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与否作为判定“治世”标准，许多“治世”实则不“治”。明前期“治世”就是不“治”之“世”。明前期80余年间，向有“治世”之名。史称：洪武时期（1368～1398），“太平三十余年，民安其业，吏称其职，海内殷富”。又，永乐时期（1403～1424），“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其后，洪熙（1425）、宣德（1426～1435）时期，社会稳定，天下太平。《明史》云：“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正统时期（1436～1449），“治世”余韵犹存。如《明史》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 、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在后人想象里，“洪永之治”百姓灿烂笑脸与“仁宣之治”天下太平锣鼓，连同正统时期的“余庆”，一并构成一幅充满喜悦的“治世画卷”。但是，“想象”不等于现实。若从民生视角检视，明前期则是异样的“治世”——灾区反复沦为灾区，区域“灾区化”明显。本书所谓“灾区化”，系指天灾频发，政府救灾不力及民生贫困，造成某一地区在较长时期内一再沦为灾区，“灾区”出现频度（年/次）在1.5以下，并以发生饥荒为主要标志，“灾区”成为该区域持续存在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即常态化。本书“灾区化”概念也是对区域性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