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对华北农村的合作运动实验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并将其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政策提上了议事日程，最初在江浙地区展开实施，其他地区“争相效仿”，各地合作事业均有快速发展，却同时出现层出不穷的问题。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从合作立法和合作行政等多方面加以全面规范，开始了抗战前我国合作社事业较为短暂的规范发展时期。

本章首先从国民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层面，就国民政府农村合作政策从出台到实施的过程做一个简要描述；其次分两节详细考察江浙、华北各省、江淮灾区、鄂豫皖赣“剿匪”区等初期农村合作社发展情况；最后归纳总结了初期农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至于国民政府如何规范及规范后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作为本研究报告的重点，拟用专章讨论以揭示其要，故未安排在本章讨论之范围。

第一节 江苏、浙江农村合作事业（1928～1935年）

“合作导师”薛仙舟在《全国合作化方案》中主张“以国家的权力，用大规模的计划”，去促成全国的合作化。这一宏伟蓝图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难以企及的，但选择适当地区以为“全国合作化”前期之试验田，是完全可能的。而最早运用政府权力来推行合作事业的，就有江苏和浙江两省。

江苏和浙江两省素为江南富庶之地，位于当时以南京为中心的国民政府直接管辖区内，所谓“京畿重地”。这里不仅极有可能成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各项政策决策的试验田，更是一大批党政要员的来源地，地方主政者无疑具有获取各种政府资源的先决优势。因此，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提倡合作运动的前提驱动下，江浙两省地方政府最早实施并主导了农村合作事业。之后，河北、山东、湖南、江西等其他各地方政府纷纷效仿，渐次开展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