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38岁，甘肃天水人，小学毕业。家里地少，老公一个人的劳力足够。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还有一个孩子在上高中。家里需要钱的地方越来越多，靠种地根本支撑不下去。每月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多多少少有收入。小李2003年来北京打工，在朝阳区的一个家庭照顾老人，现在每月收入2300元。

小赵，河北人，20岁，初中毕业。家里地少，村子里像她一样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自己没什么技能，家里还有个弟弟，父母身体不好。去年，她来北京打工，在海淀区的一个家庭照顾小孩，现在每月收入1600元。

小李和小赵虽然处于劳动力链条中的低端，但她们是幸运的。她们幸运，因为她们有了出路；她们幸运，因为她们不再受歧视；她们幸运，因为她们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她们幸运，因为她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早在1952年7月，政务院全国劳动就业会议通过《关于就业问题的决议》，制定了《关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方针和办法（草案）》。《关于就业问题的决议》指出，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目前是在无组织无计划地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着”，办法是“大力说服农民”留在农村，就地吸收转化。1952～1958年，政府每年都发布有关限制和制止农民工“盲目流动”的文件。

著名学者胡鞍钢用“红灯—黄灯—绿灯”三阶段论形象地说明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1958～1984年为“红灯阶段”，农民工不能进城；1984～2000年为“黄灯阶段”，允许农民工进城，但必须自带口粮；2001年以后为“绿灯阶段”，政府提出“城市化加速”，还专门制定了城市化发展的专项规划，为农民工进城敞开了大门。2002年底，“全面推进再就业工作”被新华社评为本年度十件大事之一。十六大把就业作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