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初露端倪的知识社会是改变传统产业状况的重要途径，它对大学和其他一些学习型组织提出新的任务。今天，在所有国家，制定规划和政策的人都迫切地想促进地区发展。然而，在欧洲和南美，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以知识、资本和人口的集中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我举爱立信公司作为这种发展模式的例子。100多年来，该公司一直是电话和电讯设备领域名列前矛的供应商。它是一个工程公司，其分布在瑞典和国外很多地方的生产车间，雇佣了大量的产业工人。爱立信公司至今仍然是电讯设备的主要生产厂商，集中生产移动电话。但是，爱立信公司已经不再是一个工程公司，而是一个软件开发公司。它仍然雇佣着20000多人制造产品，但是在未来5～10年内，它将把这些产业工人裁减到只有2000人。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是随着爱立信公司的中心业务限定在主要城市区完成的，其中，斯德哥尔摩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斯德哥尔摩的特性——瑞典的首都——有多种功能、种类众多的服务和基础设施，这些都非常适合不再是一个工程公司的新爱立信公司的发展。但是，除非许多爱立信生产车间所在的城区已经有，或者能够创造吸引新产业和经济活动的条件，否则它们会难以容纳。这需要创造网络的机构之间有紧密联系。

不过，很明显的是，随着知识社会的出现，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地理空间中，正在进行着极其不平等的分配。越来越明显的是，在这个初露端倪的知识社会里，一些相对小的地方—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正成为重要的产品生产地区。这也表明，在理解一个国家的福利时，国家视角逐渐转化为地区视角。表1说明，在正在进行的前工业经济到后工业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信息知识已经成为生产产品的战略性因素。在这一经济类型中，运输、电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