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北京市婚姻制度和婚姻礼俗具有什么特点，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制度及婚姻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第一节 晚清时期北京的婚姻状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欧风美雨的浸润和冲击下，不少人开始反思和改革中国的婚姻制度。如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五编。其中的“亲属编”即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它引进了西方的婚姻理念，并按照德国“潘德克顿体例”法学上所说的潘德克顿体例的解释为：19世纪中期以后，在德国围绕民法典的制定上，出现了潘德克顿法学派（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后来潘德克顿法学派按照罗马法的《学说汇纂》阐发的民法“五编制”体例，为德国民法典所最终采用。模式，首次作为民法典的一编，在中国婚姻立法史具有重要意义。如第1332条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成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第1339条规定：“婚姻从呈报于户籍吏，而生效力。”杨立新主编《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171页。妻子也拥有了一定的权利，如第1355条规定：“妻于寻常家事，视为夫之代理人。”第1358条规定：“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虽然任命“夫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但当“显有足生损害之虞者，审判厅因妻之请求，得命自行管理”。杨立新主编《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第173页。第1368条规定：“两愿离婚者，妻之财产仍归妻。”第1366条规定：“未及五岁者，母代任之。”离婚后，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