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中国农村废弃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先依附于集体的农民家庭一下子成了一个自主经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独自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包产到户同时也削弱了集体时期凝集村民的乡村组织的权威和作用，村民对乡村组织的依赖和服从大大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颇有点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黄宗智，1992：322）。“这些变化从文化心理和组织化方面对村落家族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王沪宁，1991：62）。1988年6月1日试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11月全国人大正式颁布实施该法，1999年村委会直接选举在全国推行，乡村社会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进入了国家强力推进的新阶段。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体制以及乡村社会本身发生了自1949年以来最深刻的变化，由村民自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干部的权力，远不如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长的权力，“只剩下集体农业时代的一枝半叶。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政权的触觉已从每家每户向上抽回。同时，自由市场经济和农民家庭决策的部分恢复，也显示了国家权力的横向收缩”（黄宗智，1992：322）。国家行政控制与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的弱化和退出，为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恢复腾出了空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经济文化土壤的宗族，在中国南方一些省（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等省）的农村，有了较大复兴和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乡村社区公共权力分配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许多研究宗族的学者转向研究现实宗族问题。研究的领域也从宗族的结构、功能，宗族的祭祀仪式，宗族在农村复兴的程度与形式，宗族对族人精神信仰的作用等方面转而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