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政治发展与民主化的过程中，公民社会的发展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台湾在经历了民主转型、政党轮替后，公民社会的发展情形更是未来能否迈向民主巩固与民主深化的关键。然而，尽管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众所皆知，但是政治学界对于如何界定公民社会及衡量公民社会的发展情况，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过去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机器视为一组对立概念的看法已经改变，换言之，政治学界已经不再以公领域与私领域的二分法来区分国家与社会，而是发现在政府与社会之间，仍存在着一大块与社会政策相关的公共领域，它们本身具有公共性质，但却由公民自主的透过组织性的参与、审议与监督，来维系公共领域的运作与发展。Habermas，Jurgen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台北，联经，2002。近年来，随着世界各民主国家中第三部门——即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发展，公民社会的政治意涵有了新的图像，治理成为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的新焦点。治理研究不再只是关心公部门的决策、执行与组织问题，而是更广泛和更多层次的关注着各种公、私、非营利组织间的伙伴关系与契约合作关系。刘坤亿：《台湾地方政府间发展伙伴关系之制度障碍与机会》，《台湾民主季刊》2006年第3卷第3期，第2页。这些新的、复杂的、多元化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改善了既有的政府与公共事务营运途径，另方面也不断地重组、改变公民社会的发展样貌与模式。

世界各国的民主发展与深化，正经历着Lester Salamon所谓的“全球结社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这些广泛散布于社会中的各种团体与组织，不属于政府公部门，也不属于营利性的企业机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