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工业化国家就开始对资源型城镇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实践与理论探索。许多资源型城市都体验过“荷兰病”。巨大的地下财富成就了无数城市的光荣和梦想，也留下了裸露的河山、满地的疮痍。

所谓“荷兰病”，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国家荷兰发现了天然气，政府大力发展天然气产业，出口剧增，经济繁荣。可是，天然气业的蓬勃发展却严重打击了其他工业。经过10年的天然气开采，荷兰的天然气资源逐渐枯竭，政府不得不面对资源产业短期繁荣带来的后遗症，如失业问题和出口问题，在国际上被称为“荷兰病”。

为走出资源枯竭的困境，自1950年代末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资源型城市走上转型之路。部分城市如德国的鲁尔、法国的洛林、美国的休斯敦、日本的北九州等都获得了经济转型的初步成功。

从国际资源城市的转型经历看，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方式千差万别，转型方式的选择往往扎根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图景之下。这是因为各国、各地区的自然及社会经济条件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相同，即对于历史上处理经济问题的制度和措施有着“路径依赖”。当一项制度建立后，这种制度的地位会日趋巩固，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改变就会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扭转原有方向。

从国外矿业城市和地区经济转型的实践看，政府干预情况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美国式也就是市场式，政府很少做具体的转型控制，而是做好规划和服务工作，城市是兴盛还是衰败，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划决定；第二类是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式，主要由政府主导，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组织，制定详细的目标、计划和政策，通过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