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罗强强（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淼（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摆脱贫困迈向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夙愿。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强国富民”，在贫困治理政策上不断探索，并在减贫实践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地区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短板，但也是最具潜力和后劲的地区，是贫困治理的主战场。

贫困治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是我国贫困治理的“三部曲”。“当今人民期待的不再是解决基础层面的物质贫困问题，而是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生活幸福安康，防止两极分化，这是共同富裕所追求的必然之义”。共同富裕作为贫困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期盼。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而相对贫困的治理任务更加复杂艰巨。因此，“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延伸，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的必要过程。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返贫致贫风险依然存在，因此，贫困治理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发生了变化，其精准性和整体性、特惠性和普惠性、福利性和经济性等矛盾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加之中短期的政策资源直接投入导致的受益对象产生的政策依赖，抑制了内生动力的激发，使政策受益者即便在物质层面满足脱贫条件的情况下仍想继续享受“不劳而获”的政策支撑。

面对农村贫困治理中受益对象的政策依赖行为，“如何继续发挥政策效应，实施有效干预”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贫困治理政策的文本梳理和政策依赖问题的实地研究，提出政策依赖的矫正策略，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参考。

一、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梳理有关政策依赖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依赖的内涵、原因和矫正策略等三个方面。

（一）政策依赖的内涵

在国外，关于贫困治理中政策依赖的研究起始于“福利依赖”。学界对福利依赖内涵的阐述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福利依赖既是权利也是一种社会问题，而救助制度正是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源，只有终止现有的公共救助计划才能缓解福利依赖；二是福利依赖行为是具有可传递性的亚文化，除了提供物质帮助以外，更重要的是提供道德和精神帮助；三是福利依赖是个别群体为维持生计的理性决策，是最好的选择；四是福利依赖是一种政策缺陷，福利依赖是福利制度安排本身产生的负激励效应。

国内在阐述政策依赖时，大多持负面态度，认为它是一种反向的政策行为，在政策依赖发生过程中产生了行为主体与客体的互换。虽然政策依赖源于政策受益对象的内在心理需求，但也存在一定的触发条件。当然，“政策依赖行为作为政策活动循环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其本身并不直接关涉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但在政策活动过程中却导致了特定的政策效果，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政策反馈”。对于政策依赖的表现形式，目前有两种理解：一是不思进取、急功近利、穷人心态的外化，是个体逐利的表现；二是对优于自身状态的依恋和信赖，是消极的心理依赖。  

（二）政策依赖的原因

关于政策依赖产生的原因，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从政策依赖心理方面分析，一些脱贫群众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智力支持，在社会发展中容易掉队，从而在行为上产生放弃勤劳致富的主观努力，依赖政府的救济和补助，在思想上意志消沉悲观，将个人现状归因于时运不济和能力不足，在不良期望的负面心理动机作用下主动放弃自主奋斗。从政策依赖行为产生的原因方面分析，一是由于缺乏完美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执行标准，导致个别群体有可乘之机，引发政策依赖；二是基于政策依赖的一种非正面文化的影响，认为在被帮扶群体中天然认可被帮扶的价值观；三是对有些个体接受福利待遇时产生的慕强心理和依赖心理没有被及时疏导，低估或忽视扶志作用，导致政策依赖形成。

（三）政策依赖矫正的策略

随着贫困治理工作向纵深推进，政策依赖现象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关政策依赖行为矫正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学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一是“注重培育脱贫内生动力，构建责任关联的现金给付制度，增加对群众情感和情绪方面的关注，实行不同人群的分类治理”；二是对制度安排进行改革，优化政策设计，强调对福利制度的重建与改革；三是统筹“志”“智”双扶，大力推动可持续性脱贫建设，并调整脱贫考核指标；四是脱贫群众自我发展是贫困治理的主要动力，应着力重建乡土伦理价值的权威性，提高政策嵌入性。

现有文献对政策依赖的概念、产生的原因和矫正的策略进行了有益探讨，发现在脱贫攻坚阶段，群众对于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主要是由于其心理不良预期和扶贫干部不良的政策引导方式而产生的。目前，有效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贫困治理的重点，意味着帮扶已经从过去脱贫攻坚时期以物质帮扶为主，转变为物质、文化和心理等多维帮扶，视角更加微观，对象更加多元，场域更加宽泛。如何解决好贫困治理政策依赖问题是形成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议题。因此，本文重点通过对相关政策文本分析以及对 N 省的深度访谈和观察，探究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其中，访谈对象包括 76 位脱贫群众、7位政府相关部门和村委会工作人员；访谈提纲中列举了诸如群众对贫困治理政策的依赖程度、依赖行为产生的原因与影响、政策依赖行为正向引导的具体措施等问题；同时还收集了当地有关防止返贫方面的文件和资料，并在文本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归纳了政策依赖行为的存在形式、产生原因及其矫正策略。 

二、农村贫困治理政策梳理

（一）政策的文本梳理

本文通过北大法宝网和政府官网检索整理了2020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的政策文件，共获得含有相关关键词的政策文件139份，对政策文本进行了梳理，将贫困治理政策归纳为6种类型（见表 1）

一是社会型，主要通过发动社会力量和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深化贫困治理；二是观念型，主要通过价值观层面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开展乡村振兴；三是能力提升型，主要通过技术支持、公共服务、教育培训、对口帮扶等提高群众综合能力；四是激励型，主要通过资源投入、资金拨付等手段引导组织内部或外部主体参与贫困治理；五是强制型，主要是政府的约束措施，用以强制推动乡村振兴；六是权威重构型，主要通过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等为脱贫地区发展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政府运用多种政策搭配组合推动乡村振兴的做法符合公共治理发展趋势，既具有本土化政策的延续性，又吸收了国外贫困治理的先进经验。出台的贫困治理政策将直接干预和间接引导相结合、强制和自愿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系统性，意在调动各类要素和主体的活力深化贫困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反映了政府破解“两难困境”的基本思路。  

（二）政策的适用逻辑

1. 从资源需求量来看，由于市场发展不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渠道有限等原因，能力提升型、激励型、社会型等政策对资源需求量大，对政府资源统筹使用、科学合理规划、区域资源禀赋等要求较高；相比较而言，观念型政策适配于政府“软实力”更强的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贫困治理政策。以资源需求量为切口可以发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支持不是简单的“退出进入”，既不能简单干预也不能完全撤出，需要提高组织领导能力、提升政策实施水平和推进资源动力变革。

2. 从作用速度和影响深度来看，作用速度最快且影响程度最深的是激励型政策和强制型政策，在脱贫攻坚阶段这类政策最为常用，但也最容易产生“副作用”，需要政府强力制约。见效慢但影响深远的是能力提升型政策和权威重构型政策，需要遵循农业农村发展的规律，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社会型政策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深度因投入力量的差异而不同，相较于其他政策更具有灵活性，适宜在乡村振兴阶段嵌入；观念型政策是“细雨润物”式地发挥作用，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才会显现作用效果，其作用效果受政府权威和驻村工作队能力和水平影响。由于覆盖面积广、影响程度深，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政策而言，群众产生政策依赖的可能性较低。

3. 从解决问题靶点来看，六种类型的政策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向几乎一致，均在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中解决基础薄弱、蓄能不足、协调发展差等问题，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又有各自的重点突破方向，其中强制型政策重在把握农村发展“底线”，观念型政策、能力提升型政策、激励型政策重在加速减贫效果，使用率最高；权威重构型政策旨在破除组织内机制弊端；社会型政策则在弥补政府能力不足。总之，各类政策之间是交互影响的关系。

三、政策依赖行为分析

在 N 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中，政府主要使用超常规的激励型政策和能力提升型政策，但长时间的资源直接投入和政府干预，给一些帮扶对象造成依靠政策致富更简单的错觉，且主观能动性大大减弱。政策的使用初衷原本是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高地区“造血”能力、建设普惠型政策供给体系，但由于政策依赖行为的存在，大大减弱了群众内在发展动力，对贫困治理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    

（一）政策依赖行为的类型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正处于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正在朝着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夯基固本非常重要。N 省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返贫风险相对较大，对政府政策的依赖心理相对较强。结合调研情况，分析发现脱贫群众对政府贫困治理政策的依赖行为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1.观念型依赖行为    

依据理性选择理论，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总会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些脱贫群众在观念上认为依赖政府贫困治理政策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由此形成了“钻政策空子”的思想。例如，N 省 M 村的村民在访谈时说：“国家的政策很好啊，我们在政府的帮助下生活好得很，国家扶贫就这样好。”（ML2022080802）事实上，“钻政策的空子”正是“理性的人”的通常表现，在低付出高回报的巨大诱惑面前，没有几个人能够经受得住考验，从而由思想观念固化转化为政策依赖行为。    

2. 保守型依赖行为    

人性中的一个弱点就是对长期生活的环境过度依赖，特别是对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的年龄稍长的脱贫群众而言，总是习惯于农村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生产方式，对于离开农村外出生活多少存在一些恐慌和不安。在访谈中有的群众说：“这么多年生活在山里头，不想出去，旁边的人都熟悉，扯个磨都好，家里头有个啥事嘞也好商量。”（SZ2022080304）事实如此，一些脱贫群众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思想相对保守，不太愿意接受新的事物，更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外面世界闯一闯，家庭收入相对较低，理所应当地享受国家政策的扶持，至此，保守的心态导致出现对贫困治理政策的依赖行为。    

3. 助长型依赖行为    

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大多数帮扶方式是“输血式帮扶”，绩效依然是一些驻村干部和帮扶部门的考核依据，脱贫群众掌握了帮扶干部的工作模式和心理，争取更多的项目补贴和政府福利是脱贫群众常见的行为。这种行为反映了脱贫攻坚阶段帮扶政策助长了部分脱贫群众的心理依赖，在乡村振兴阶段依然对政府贫困治理政策抱有“寻租”的想法。例如，在访谈期间，G 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从现行的帮扶政策来看，我们的政策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总想着用我们手中的资源帮助农民实现更好的生活，但是现在有的脱贫群众基本上变成了懒汉，一见我们这些干部就是追着要补贴。”（XY2022080801）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为了达到更好的帮扶效果，会尽可能提出更多更优的帮扶政策，帮扶的方式还没有完全转变为“造血式帮扶”，如“温水煮青蛙”一样，助长脱贫群众在政策红利下形成对政策的依赖行为。    

4. 习惯型依赖行为    

部分群众是脱贫攻坚阶段最后一批脱贫群众，长期处于被帮扶状态，并执迷于贫困治理政策的实施可以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更多帮助，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已经习惯于依靠国家政策的扶持来增加家庭的收入。在走访脱贫地区时，有的村支书讲了脱贫群众的心理，“我们这个村是2020年脱贫的，村里面好多建档立卡户几乎是被帮扶了半辈子的，都已经习惯了，我们不给他们发点钱，他们就会来要。”（NL2022080507）其实不难理解，由于政府的贫困治理政策执行的偏差，让一些脱贫群众产生“帮扶就是给钱”的心理依赖，进而形成群众对政策的习惯型依赖。在固有的社会认知中，本来勤劳致富是要靠自己的，但在长期超常规政策的直接干预下，脱贫群众将致富寄希望于所谓的政策支持，期望长期维持“贫困”状态以享受物质待遇，“等靠要”思想较为严重，对后续相对贫困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二）政策依赖行为的根源    

1.政策依赖行为产生的原因    

从 N 省实地调研情况来看，脱贫群众产生政策依赖行为的原因主要是贫困治理政策组合不合理和脱贫群众不良心理期待共同作用的结果。    

（1）政策导向强化了依赖心理。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虽然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问题依然突出，确保不返贫是硬性目标。基于此，各级地方政府必然会持续加大激励型政策和能力提升型政策组合的比例，这就意味着政府依然会在直接干预脱贫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同时，也会投入大量资源确保帮扶对象不出现规模性返贫。在此过程中，脱贫群众即便不努力付出，也会维持现有的基本生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帮扶对象就会认为，一旦失去“贫困光环”，如看病报销、子女教育供养、分红收益等政策支持获得的回报和利益就会减少。有的脱贫群众还会认为是政府剥夺了自己继续“躺平”的权利，且失去该有的利益。可以说，这种政策组合下对于脱贫群众而言更多的是负面激励而非正面激励，只会让更多脱贫群众产生政策依赖行为。    

（2）政策调整引发了理念分歧。目前，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政府虽然延续脱贫攻坚的帮扶政策，但侧重点会有所转变，如激励型、能力提升型等政策占比逐步减少，社会型、观念型、强制型和权威重构型等政策比例将提升，这些政策的导向能够激发脱贫地区群众内生动力、减少政策资源浪费。但由于这些政策红利并不是帮扶对象所期望的，致使政策激励主体与客体产生理念分歧，从而诱发政策依赖行为的产生，同时也导致新的政策执行受阻。    

在走访过程中，一些脱贫群众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家里不是老的就是小的，本来就没有啥收入，娃娃上学、我们生病都需要花钱，政府前些年还帮得多，现在给得少了，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多帮帮我们。”（NH2022080501）基于此，笔者发现在贫困治理中，当政策依赖主体与政策激励主体的目标一致，这些地区和群众就会表现出积极的致富行为，政策激励主体也会通过发动其主观能动性刺激政策依赖主体积极作为；反之，不然。   

2. 政策依赖行为加重的原因    

在贫困治理中，脱贫群众通过与过去生活以及身边朋友作对比，分析自己在贫困治理政策支持下的回报和收益，从而产生积极的致富行为或政策依赖行为。行为模式选择后产生的结果会进一步对帮扶对象形成新的刺激，从而继续作用于帮扶对象行为模式的选择。在这样循环往复的选择中，无形中导致了政策依赖行为的加重。    

（1）对比心理加重了政策依赖行为。处于原深度贫困地区的群众往往缺乏自主致富的能力和基础。一部分群众处于刚刚脱贫的状态，受限于自身能力水平、市场发展环境、经验经历不足等因素创业失败、收入降低，主观上就会认为生活水平并未提高，从而由积极致富转变为依赖政策扶持；一部分群众自身能力提升了、生活条件更好了，却将这一好转归因于现行政策的扶持，主观上放大政策的支撑作用，由此产生更强的政策依赖；还有一部分群众失去政策扶持而其他地区同类群体还在继续享受政策，致使其主观上产生“被剥夺感”，再加上未来的情况不能确定，此时的政策依赖主体只会感到不公平，致使其继续依赖政策帮扶。  

在生存技能相对偏弱的脱贫群众中，这种问题较为普遍，例如有的访谈对象提到，“去年出去打工，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出去人家说啥我也听不太明白，就回来了，回来了说我们已经脱贫了，要自己干点啥才能给钱呢”。（LL2022080603）在经过不同维度对比的情况下，许多人认为贫困状态是政策扶持的基本条件，只要贫困就能一直享受优厚政策，因此，对于政策依赖主体而言，任何一种政策都是利大于弊的正强化物，致使政策依赖行为主体不愿失去政策支持。即便已经处于脱贫状态，大部分政策依赖行为主体也会选择对自身有利且容易实现的方案，即继续“躺平”，争当政策扶持对象，不是去主动奋斗争取致富，而是等待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坐享福利。    

（2）奖励政策红利不足强化了政策依赖行为。虽然部分地区为了增强减贫事业内生动力设立了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但相较于贫困群体和地区原本享受的政策红利，这种奖励吸引力并不大，对于政策依赖主体而言失去政策扶持就等于增加自身付出，这种奖励机制强化了脱贫群众“得不偿失”的负面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政策依赖主体主动避免摆脱贫困状态或远离贫困标准底线，其政策依赖性反而会更强。在调研中还发现，有的残疾群众表示创业风险过高，养鸡养牛养不好、收入不高、太辛苦、补贴不够用，对于自己干点什么的意愿并不高，政策依赖行为明显有加重趋势。“我们如果出去创业的话就不能再享受一部分残疾人的补贴，而且创业每月的收入算下来跟政府的补贴差不多。那样的话与其出去辛苦，还不如等着领取补贴。”（NW2022080502）

四、政策依赖行为矫正的策略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深化。根据脱贫攻坚阶段使用政策的经验，乡村振兴阶段应考虑政策与振兴目标之间的匹配度问题”，做到政策内容适应特定的政策情景，并随着政策情景的变化而变化。通过现有政策的文本分析和访谈研究，深入剖析贫困治理中政策依赖行为发生的原因不难发现，超常规政策的实施和政策搭配组合不够优化是政策依赖行为产生和加重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从优化政策搭配组合入手激发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为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一）优化政策搭配组合，提升政策使用效能

脱贫攻坚时期形成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贫困治理单一的政策并不完全适用于向乡村振兴战略转型的现实需要，必须对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重点升级，优化政策组合，提高利用效率，在交互影响中相互补缺。

1. 强化政策的组合效应

激励型政策应倾向健全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政策体系，完成从社会救济政策向长效机制的过渡，构建和完善普惠性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形成“兜底”的政策保障；社会型政策要逐步调整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变“主导”为“协调”，拓宽贫困治理社会力量参与渠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贫困治理的合力；能力提升型政策应更加注重政策依赖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并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为群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而在观念型政策、强制型政策、权威重构型政策中则更需要强化政府的正向引导作用，进而提高贫困治理的有效性。

 2. 优化政策的考评机制

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为了有效防止规模性返贫，贫困治理政策应重点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在政策衔接调整过程中，应充分考量脱贫群众就业创业能力，在政策支持与自给自足两个层面找到平衡点，制定符合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的治理政策，使他们既不会因为政策红利而产生惰性，也不会因为政策支撑不足而导致返贫。与此同时，应注重创新政策执行的考评机制，改进评估方式，将考核指标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将政策执行是否对脱贫群众积极性产生正向激励作为衡量标准，引导基层帮扶干部在转变群众思想观念、提升其技术技能、优化资源投入方式等方面想办法出实效。将脱贫群众参与培训的情况和效果、参与产业发展和就业创业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与资源投入挂钩、与物质帮扶挂钩，激励脱贫群众提升自身综合素质，逐步减弱直至消除政策依赖心理和政策依赖行为。

3. 提升政策的执行效能

村级治理能力是贫困治理政策得以高效落实的基础，是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果的关键，是激发群众致富意愿、形成治理合力的重要保障。只有提高村级治理能力，才能完全实现村级自治，才能形成激发脱贫群众致富的自主动能，才能有效遏制政策依赖行为的产生。因此，需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提升政策的执行效能：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思想引领、凝心聚力、组织动员、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构建高效的管理体制，推动村级党组织规范化科学化运转，提高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二是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优秀党员参与到村内事务治理中，选优配强村“两委”组织，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共同致富；三是对基础薄弱的村镇，提供间接支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因地制宜，协助建设稳定的产业链从而壮大村集体经济，进而提升帮扶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强化共同富裕愿景，分类增强内生动力

针对贫困治理中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政策依赖行为，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进行分类管理。

1.针对观念型依赖行为，应促进其获得更大收益。观念型依赖行为大多会追求利益最大化，需要持续给予资源投入和资金拨付，但给予的方式可以适当调整，以目标为导向，对投入设置限制性条件，分阶段投入以促使脱贫群众不得不通过更多的付出和努力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与此同时，还应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引导，帮助群众树立积极致富的自主意识，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只有自力更生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出路。

2.针对保守型依赖行为，应视情况进行分类引导。在保守型依赖行为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有的群众是因为没有劳动能力或需要供养无劳动能力者，无法选择自己就业创业，只能依靠政府的持续扶持。对此，在政策引导中，需要农村社会工作者为脱贫群众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专业服务，使其他群众对无劳动能力群体的帮扶政策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避免心理不平衡。又如一些群众综合素质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对自主就业创业存在心理恐慌，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其技术技能的专业培训和心理疏导，建立能力递进的成长机制，帮助他们增强致富信心与能力。

3. 针对助长型依赖行为，应优化政策搭配组合。优质的政策供给可以有效提升政策执行效度，而助长型政策依赖行为的产生正是因为政策的不当使用或者不良导向所导致的，因此，矫正助长型依赖行为，需要从调整贫困治理政策供给方式入手，有针对性地分析政策导向偏差的深层次原因，消除对比心理带来的“正强化”作用和奖励政策带来的“负强化”作用，提升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4. 针对习惯型依赖行为，应阻断其政策依赖的渠道。在习惯型依赖行为驱使下的一些群众大多具有“躺平”的心理，“等靠要”思想严重，对于这一类的适龄劳动群体，在强化观念引导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调整政策待遇，进一步优化奖励制度，减少直接发放补贴，督促他们通过自身努力付出换取政策扶持，阻断依赖渠道。

（三）完善风险防范机制，抑制政策依赖加重

1. 加强对脱贫群众的动态监测预警。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成为新特点，需要建立健全政策扶持对象动态监测数据库，建立标准化档案，动态掌握脱贫群众的实时状态，为政策的及时调整与使用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应注重结合乡村振兴重点任务，进一步完善相对贫困监测指标体系，对易返贫致贫的重点群体及时预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返贫的发生。

2. 建立健全政策调整的联动响应机制。贫困治理需要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应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畅通政策依赖主体与客体的交流渠道，及时处理贫困治理中的难点和堵点问题，有效抑制政策依赖行为的加重。

3. 不断强化贫困治理政策的宣传引导。“贫困治理是覆盖全国的重大社会工程，需要有序组织与正确指引”，涉及相关政策更需加强解读、宣传和引导。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许多贫困治理政策无论是从政策制定的依据背景还是从政策的支持导向，都有很大的变化，脱贫群众对政策适应会有一个过程。在此前提下，更应加强对政策的全方位解读和宣传，将政策内涵讲深讲透，将能够有效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动力的政策利好转化为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递，进而形成积极致富的行动自觉。

内容时间：2023-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