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涨的上访潮，信访工作制度不断强化信访人的权利和基层政府的职责。从调研来看，这并没有给基层政府提供合法有效的治理技术，基层政府陷入非法运作的边缘。当前的困局在于，信访渠道出现了淤塞，面对成千上万的信访者，政府未能通过有效的制度装置区分上访问题的性质。分类治理可能是疏通信访渠道的有效思路。根据上访诉求的合法性程度，目前的上访可以分为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协商...

派性村庄内的农民上访行动兼具个体意志与派性意志的双重特征，农民上访的个体意志使个体的上访行动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内涵，而农民上访的派性意志使上访行动具备明显的政治斗争意图。在派性村庄政治下，农民上访变成了派性斗争的工具，而国家权力则在上访行动中变成了派性斗争倚重的工具。通过农民上访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村庄派系之间的权力格局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权力也通过对村庄权力...

农民农田水利上访主要有两种类型：以个体为主的“纠纷延伸型”上访和以群体为主的“干旱求援型”上访。从发生机制上看，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上访的心理文化机制，而由政权“悬浮”和市场“困局”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农田水利恶化是上访发生的结构性因素。笔者认为，农民上访研究应该适时地从“抽象”的上访研究向“具体”的、类型化的上访研究转化。

本文关注的是一位“神经病人”的上访故事。首先，本文描述了村民朱丽叶与民警老曹之间的矛盾，介绍了县、乡政府对这位“神经病人”的维权行为的拒绝。其次，本文概述了朱丽叶的家庭纠纷，详细描述了朱丽叶的上访理由及自2004年以来的上访经过。最后，本文指出了该案例在理解当前农民上访方面的方法论意义，并强调应在公权力与普罗大众之间构建一个清晰的合理的边界。

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分化加深，阶层之间的竞争日益剧烈。村庄上层掌握了村庄利益与资源的分配，运用金钱支配村庄选举，通过炫耀性消费构建排斥性的人情与消费圈，对村庄底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构成巨大压力，使底层形成了对抗上层的上访群体。这种底层针对上层的上访本质上是一种阶层冲突，因此此类上访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技术治理，还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整合。

本文通过对浙东峨村集体上访事件的深描，呈现一种主要基于社会情绪释放而非群体利益表达的维权式上访，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在先富能人主政的分化村庄里，贫与富、公与私之间的怨气通过集体上访这种方式发泄的原因。从村庄的内部视角看，“气场”形成的基础是底层群体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日益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中所形成的“气”的累积。而在村庄的政治场域中，“富人治村”使得贫富之间的...

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压力型信访治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会中，谋利型上访开始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还涌现了一批上访专业户群体，上访产业渐趋雏形，给基层信访治理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调整国家的信访...

通过学者所借鉴的理论来源与分析的经验基础上，可以对既有的农民上访研究的三种分析框架进行检视与反思，并提出可拓展的路径。“权利诉求—抗争政治”与“道义伦理—底层政治”的分析视角及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与底层政治理论，对研究中国农民上访问题有着开创性意义。但也因理论思维的束缚，虽共享了“抗争”这一基础性假设，却遮蔽了中国农民上访的复杂性。在深度经验探究中，越来越多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