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契合中国本土文化内涵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农民上访量剧增的现象。与强调农民具有抽象的公民权利意识、阶层意识和自觉的政治抗争意愿的观点不同，本文突出了农民日常生活政治的重要性，认为农民上访事件的日益增多，与锻造“气”“忍”“报”及时运观等农民生活政治品性的“微观政治场”里的秩序维系机制遭到破坏紧密相关。农民上访不全是为了抗争性维权，更多的是为了...

面对高涨的上访潮，信访工作制度不断强化信访人的权利和基层政府的职责。从调研来看，这并没有给基层政府提供合法有效的治理技术，基层政府陷入非法运作的边缘。当前的困局在于，信访渠道出现了淤塞，面对成千上万的信访者，政府未能通过有效的制度装置区分上访问题的性质。分类治理可能是疏通信访渠道的有效思路。根据上访诉求的合法性程度，目前的上访可以分为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协商...

派性村庄内的农民上访行动兼具个体意志与派性意志的双重特征，农民上访的个体意志使个体的上访行动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内涵，而农民上访的派性意志使上访行动具备明显的政治斗争意图。在派性村庄政治下，农民上访变成了派性斗争的工具，而国家权力则在上访行动中变成了派性斗争倚重的工具。通过农民上访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村庄派系之间的权力格局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权力也通过对村庄权力...

当前上访潮居高不下，主流认识局限于维权视角。这种视角仅有部分解释力，难以解释无理上访的扩大化趋势。借助吉登斯的权力观，将权力运作与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及相关话语联系起来，可以从“治理—资源”的角度理解基层上访治理的实践。从新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基层政府在上访治理中有足够的权威性资源，因此可以在缺乏配置性资源的情况下成功应对无理上访问题，这种权威性资源建立在“...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学界对中国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尚存争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流动的日益加速，农民内部分化远甚于之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益分化的农村社会提醒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不可脱离农民阶层分化的视角。农民上访研究同样如此。

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分化加深，阶层之间的竞争日益剧烈。村庄上层掌握了村庄利益与资源的分配，运用金钱支配村庄选举，通过炫耀性消费构建排斥性的人情与消费圈，对村庄底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构成巨大压力，使底层形成了对抗上层的上访群体。这种底层针对上层的上访本质上是一种阶层冲突，因此此类上访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技术治理，还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整合。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上访数量增加这一出乎预料的政策后果，让学界和政策部门深感困惑。本文通过对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三方利益主体行动逻辑的讨论，认为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是造成农民上访增多的主要原因。本质上，上访制度与法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上访制度能有效运作的前提是上访甄别机制的存在。如果还不能废除上访制度的话，就需要重建上访甄别机制。

美国学者杜赞奇（1996）曾用“内卷化”这一概念来描述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按照杜赞奇的理解，“国家政权内卷化”具有双重含义：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即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上的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