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是韦伯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基于书面文献和大规模科层级结构的控制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韦伯式政府机构开始面向数字化转型，但其数据主要来自内部业务运转，是一个封闭和不透明的系统。在韦伯式结构中，很少使用数据来理解公民，与之相应的，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也很少采用量化数据作为依据，更多采用“拍脑袋”式的决策和监督方式。第二阶段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以新公共管理（NPM）模式为代表的政府管理改革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强调大型部门的解构，引入政府机构间竞争机制以及业务线管理机制等。在这一模式中，信息技术在最初被用于更好地传递服务之后，也逐渐被边缘化了，因为激进的NPM理论认为信息技术技能应当剥离给外部服务供应商。由于政府IT部门被外包出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私有化，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被计算机服务商所拥有，从而与服务供给脱节。而由于担心招来不必要的政府审计，这些服务提供商往往选择雪藏这些数据，而不是将其反馈到政府决策过程之中。这些情况的出现，导致NPM模式下的政府机构实际上既不了解公民，也不了解他们自己。因此，在这一模式下，政府公共政策评估虽然开始强调以公民体验和民众反馈为导向，但实际上缺乏切实可行的定量化评估数据作为基础。第三阶段，则是2000年以来出现的一种全新公共管理模式——数字治理（Digital-Era Governance，DEG）模式。这种模式将数字化技术置于机构层级的核心位置，恢复了被NPM模式所阻隔的政府-公民数据流。DEG模式的基础有三，即对纸质和基于电话的信息系统的完全数据化，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一体化模式，以及对碎片化政府机构的重组与整合。在DEG模式下，政府将跨层级的数据管理从原先的私人部门管理转移到集中化的“智能中心”模式，这种模式类似于沃尔玛的大数据仓库管理模式，比原来的政府数据管理模式有效得多。与之相应的，则是大数据技术应用与政府公共决策智能化融为一体，并彻底改变了公共政策过程的组织结构，重塑公共政策主体的思维范式和行为方式。特别是大数据时代对海量数据积累、加工和利用的意识与能力，将成为影响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