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和生育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事件。这类家庭事件何时发生、因何发生、发生后又于个体有何影响，在不同社会和不同年代中不尽相同。东亚社会的家庭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曾呈现出明显的父系文化、高婚姻率和性别分工的特点。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向着晚婚、低生育率甚至高不婚率的趋势发展（Raymo et al.，2015）。
这种演变，一方面是因为技术变革让女性能更多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Greenwood et al.，2016）。在2006年美国经济学年会的主席致辞中，时任主席Claudia Goldin（2006）热情洋溢地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机会变化称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无声革命”。另一方面，除了外在环境之外，女性内心对于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Surkyn & Lesthaeghe，2004）。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通过事业成就和财务状况来定义自己，她们不再将自己的社会角色只局限于家庭之中。总而言之，“婚姻不再像过去那般神圣，它更多是被当作世俗的结合而非具有信仰含义的组织”（Thornton et al.，2008）。
人类社会中的婚姻与家庭最终将会演化成怎样的形态？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婚育模式总体上在“朝着多元化趋同”（converge towards diversity）。一些曾被斥为异类的婚育选择（如丁克家庭、同性婚姻和婚外生育）开始逐渐被社会接受，甚至获得制度上的保护。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又因各自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呈现出不同的多元化形态（Kuijsten，1996）。比如，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经济发展水平已和欧洲国家在同一水平的亚洲国家中，婚外生育仍是比较少见的（Raymo et al.，2015）。甚至在东亚地区内部，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婚育行为的某些具体方面也表现各异。以女性婚后的劳动参与为例，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二战后的变化趋势也有很明显的不同（Yu，2005）。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也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转型。在这剧烈的转型过程中，不同观念在彼此冲突，但也在逐渐磨合甚至是相互融合。具体来说，中国人的婚姻行为正朝着怎样的方向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家庭中的两性角色又会有怎样的影响？本章将首先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6数据来描述中国人婚姻行为的几个典型特征。然后，我们会重点讨论女性的劳动参与如何受到婚姻和生育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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