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似乎把政策学和现实的政治世界割裂开来。政治家们抱怨政策分析对他们“毫无用处”，而政策分析者们则哀叹政治家们甚至对最基本的分析原理也全然无知。这道鸿沟并不仅仅是因为一方故作高深，而另一方对政策的无知所造成的。相反，它反映了政策专家们为避免政治制度性分析日趋成为一个更纯粹的政策学而做出的自觉选择。这一选择的代价在美国最大的社会福利计划——社会保障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迄今为止，对社会保障的批评论点都惊人地一致：它们的分析技巧几乎都建立在一系列公认的，但在道德和政治上值得怀疑的假设上。而且，这些假设都有很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此以它们作为论据来论证诸如现代福利国家（它们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中）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危险的。本文将以讨论养老金为线索，开拓一个探讨福利国家问题的新思路。该思路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的观点，也有别于至今仍主导着福利国家主义者的“改良”观点。我认为，公共政策的结果之一是它形成了政治。政策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机制，它们也是将来要进行的政策战的背景。换句话说，政策并不是孤立地实行的。一个政策一旦开始实行，它就成了下一个政策的背景。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在不考虑政治的情况下合理地制定政策了。如果公共政策的结果不仅会对委托人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公共讨论和制度发展的性质，那么人为地把这项工作划分为学术上的“政策分析”和“政策实施”就站不住脚了。考虑政治因素必然会给政策分析过程增加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该因素常常与温和的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存在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政策分析？如果答案肯定的话，它能否就美国和其他国家中权利改革的争论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启示呢？如果合理地理解保守主义，这两个问题就都将得到肯定的答复。

〔美〕史蒂文·M.泰勒斯:（Steven M. Teles），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人员。

王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