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改善和保障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从性质上讲，就是要改善和保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杨明洪：《西藏“安居工程”建设：基于公共产品视角的分析》，《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在农村公共产品的分类中，农村的私人房屋并不属于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但是在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从促进少数民族发展、改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状况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常常将少数民族村民的私人住房也纳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由政府协调人力、物力统一建造。受到当前中国农村自上而下的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的影响，叶兴东：《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诸如“扶贫安居工程”和“新农村建设工程”的过程中，常常存在工程建设脱离当地少数民族实际需求的问题，刘芳、郭锐：《关于云南农村安居工程中民族文化支点的理论思考——以云南省思茅市西盟、澜沧二县实施茅草房改造为例》，《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对政策实施对象造成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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