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规模扩大导致的“规模经济”，主要来自于社会成本或公共成本的下降。布局调整之后新增的成本，如无法就近入学而选择到距离较远的学校就读带来的交通费用和食宿费用，完全是由农村居民来承担的。因此从教育成本的实际负担主体来看，尤其是偏远地区，这种情况加重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所带来的不公平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固有的 “效率优先”的行为动机可能会进一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如低收入群体或缺乏选择能力群体获得和享受基础公共服务的公平性。

余漫:女，任职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减贫以及相关教育、培训、交流和国际合作。著作有《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