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科学研究的真正动力是求知，也就是说，纯理论的或“无用的”好奇心呢，还是我们应该把科学不如理解为一种解决在生存斗争之中所出现的实际问题的工具呢；——这是一个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将要承认的是，为“纯粹的”或“基础的”研究的权利而辩护的人，在他们反对一种狭隘的，而又不幸是很时行的观点，——即认为科学研究只有当它被证明是一笔健全的投资时，才能被证明是有理的这一观点，——的斗争中，值得我们全力支持。这是一个老问题。甚至柏拉图有时也攻击“纯粹的”研究。至于为它的辩护，见T.H.赫胥黎（T.H.Huxley）的《科学与文化》（1882）第19页及其以下；以及M.波朗伊（M.Polanyi），Economica〔《经济》〕（复刊）第8卷（1941）第428页及其以下。〔除了此处引用的各书之外，还可参见凡勃伦*（Veblen）的《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第7页以下。*凡勃伦（Veblen，Thorstein Bunde，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译注但即使是这种有点极端的观点（我本人是倾向于它的），即科学最重要的乃是作为人类所曾知道的最伟大的精神探险之一，也可以和承认实际问题与对科学（无论是应用的还是纯粹的）发展的实际检验的重要性结合起来；因为实践对于科学思索乃是无可估计的，它既是马刺，又是马勒。人们无须信奉实用主义才能欣赏康德的话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种念头，让我们的研究热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这一点就表现了与学术研究相称的一种心灵的渴望。但是，在呈现出来的无数问题之中，要选择出那些其解答对于人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却只有智慧才有此优长了”。康德，《一个通灵者的梦》第二部分第3章。〔E.加西勒（E.Cassirer）编《全集》，第2卷，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