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各有关部门已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目前，国家计委已决定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将安排70%的国债资金、国家拨款和国际组织优惠贷款用于中西部，“债转股”、核销呆账准备金等也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国家财政投资和政策的有力拉动下，金融机构向中西部贷款的比重不断提高。1999年底，金融机构在西部地区的贷款余额达到1.5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1%，比全国平均增长速度高出1.5个百分点，所占比例由1998年的13.59%上升到15%。其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贷款余额3640亿元，增长17.8%，比全国固定资产贷款增长速度高出2.3个百分点。

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才开始启动，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民间资本尚处于观望阶段，加上西部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较高，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企业竞争力较弱，目前东西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之中。199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5%，其中东部地区为13.9%，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速度分别比东部地区低4.5和6.6个百分点。分省区看，除吉林、湖北和重庆外，中西部其他省区工业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山西、四川、云南、宁夏和新疆工业增长速度均不到7%。

为了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目前国家已大幅度提高了国债资金、财政拨款和国际组织优惠贷款用于西部地区的比重。无论是国债资金还是财政拨款，其数量都是有限的。按照最近人大通过的预算草案，即使包括补助地方支出在内，2000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也仅有893亿元，企业技术改造资金及贴息只有165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共发行国债4015亿元人民币，除代地方政府举借的300亿元、用于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1911亿元和建立中央财政偿债基金7亿元外，实际能够使用的只有1804亿元。今年国债发行总规模为438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发行3880亿元，如果扣除中央财政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外债务本金1581亿元，实际能够使用的也只有2299亿元。更何况，在现有体制下，大量依靠国债资金和财政拨款来推动西部大开发，也难以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容易产生腐败问题。

当然，要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无疑需要中央政府提供大量的启动资金。但在目前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中央财政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国债和财政资金的投入，来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开发。从前几年的情况看，国家对西部投资的增加并没有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截至1998年底，西部地区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6243个，占全国各地区的5.0%；合同利用外资216.93亿美元，仅占全国的3.8%；实际利用外资87.65亿美元，仅占全国的3.3%。1998年，西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只有13.74亿美元，仅占全国各地区的2.9%，远低于80年代末期的水平。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发育也严重滞后，上市公司家数和总股本所占比重很小，不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此，今后除进一步增加国家财政投资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积极培育西部资本市场，大胆采用新的投融资手段，建立灵活多样的投融资机制，不断拓展投融资渠道，以吸引广大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开发。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课程主讲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镇化、农业农村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等。200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评为二级研究员，获“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2012年度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入选2017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